我的四个书房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8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我幼时全家人常年挤在一间住房内,家中一共也没有几本书,当然无所谓“书房”。插队务农期间,我有一间专属自己的茅屋,室内放着锄头、镰刀等农具,以及储存稻谷、麦子的大缸,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条兼作桌、椅的长条板凳。我把几册马、列的书陈列在长凳上,把带有“封资修”倾向的十多本书秘藏在褥子底下。我的正业是种地,插秧割稻之余才能读点书,“封资修”的书则只能偷偷地读。“书房”这个词,离我非常遥远。
1979年,我考进南京大学读研,成为一个专业的读书人。我的宿舍在南园13舍208室,五人一间,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平时很少露面,208室便为我与同门张三夕共享。除了到教室去上课,或是到图书馆去读不能外借的线装书,我俩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书。我们的两张床铺靠着窗户,两床之间放着两张小书桌和两张方凳,此外就针插不进了。宿舍里没有书橱或书架,我们的藏书都堆在床上,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开学不久,导师程千帆先生到宿舍来看我们,一进屋便对我们的藏书一目了然。尤其是我,藏书不足三十本,有一半还是与专业无关的英文书。先生问我:“你就这几本藏书?”我回答说是。先生就说:“你们还是要购置一些常用书。”此后先生曾几次建议我们购置某些必备之书,例如《全唐诗》。徐有富与张三夕两位同门便都买了,我是靠每月35元的助学金生活的,一部《全唐诗》要六十多元,我实在买不起。有时先生还会自作主张地代我们买点书,当然都是挑书价低廉的。比如有一本《陈垣史源学杂文》,书价是0.29元,此书现在仍然插在我的书架上。13舍208室虽然简陋,却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因为我与三夕从早到晚都在室内读书。我们达成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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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周凡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