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船与墙之间摇摆:从都柏林到贝尔法斯特
爱尔兰作家马克·奥康奈尔(MarkOConnell)在报上发表文章,对迎回遗骨的提议不以为然,“乔伊斯的遗体……将成为都柏林展示自己文学圣地身份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在现实中,这里正在向文化荒原过渡,创意空间正在关闭,为更多的酒店让路。乔伊斯的遗骨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游客,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还得离开,因为他根本住不起这里”。
责任编辑:雨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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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柏林作家博物馆出来时,我的手机响了,卫报App弹出快讯:警方称,埃塞克斯郡一辆卡车集装箱内发现39具中国公民遗体。我愣了一下。蓝天如洗,阳光和暖,这是爱尔兰深秋难得的好天,楼上有几个男孩子,穿着统一的白衬衣和深蓝色开衫,隔着窗玻璃向外张望,应该是他们的课间休息时间;红砖外墙上爬着藤蔓植物的红叶,阳光一照好像四处跳动着火苗。
按行程,作家博物馆后是乔伊斯中心和健力士中心,我参观得三心二意,一直在手机上刷新闻,爱尔兰
(货车公司所在地)、北爱尔兰(司机家乡)、都柏林(司机几天前乘坐渡轮从这里前往英国)的名字不断跳出来,我想起昨天在海边悬崖上的徒步,我们边走边拍照,不时去灌木丛中摘几颗还有一周才熟的黑莓尝尝。风大而不寒,吹得云层千变万化,青灰色的爱尔兰海与白色的灯塔对我们来说只是冷峻的背景板,偶尔驶过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就更是如此了——还要被评头论足一番:这艘灰色的不如刚才那艘白色的上相云云,没人意识到那些集装箱里可能还装着人。
这是我们抵达都柏林的第五天。除了海边徒步的半日,我们都在各种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城堡里讴歌人类文明。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爱尔兰国家画廊里约翰·拉维(John Lavery)为妻子画的特写,据说展现了被殖民的爱尔兰人隐忍的表情;它是街头艺术家JoeCaslin在都柏林建筑立面上绘制的,直面女权、同志婚姻等社会议题的巨型壁画;它也是始建于1707年的爱尔兰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Marsh's Library里头的气味,混合了木香、霉味和尘土的腥。领着我们参观的副馆长说,他们猜测斯威夫特当年为了写《格列佛游记》,曾来此参考过一本旅行书,可惜他和乔伊斯的借书记录已不可寻,但布莱姆·斯托克的借阅记录很详细,早在出版《德古拉》三十年前,他就造访过这座图书馆,读过的好几本书里都描绘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后来这里被文学化成了吸血鬼故乡。馆方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本1662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指南,里头居然有中国的分省地图,并且相当准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在“湖广”一章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副馆长小心翼翼地帮我们翻页,她说,这本指南当年只印刷了500-1000份,主要用作外交礼物,平日很少见光——文明薄如蝉翼,但也重于泰山——这是我参观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的直观感受。这里光长厅(long room)就收藏了20万本书,“如果你能懂二十种语言,一天读一本,读完要五百年。”导游说,事实上,因为没有考虑到文明的重量,这里一度被书籍压塌,而20万本只是长厅的收藏数,整座图书馆的收藏总数超过了700万本。作为一个写书的人,到这种地方往往非常惶恐:你凭借什么从这么多书里跳出来,到达读者手上呢?
文明还是威克洛(Wicklow)郡史莱辛格(Slazenger)家族后代嫁接的那株双生树,夕阳西下时,树的通体会变成粉红色。我们在树下听他讲述家族故事,无非是扩张、扩张、破产、买卖的循环,倒是他作为园丁,说起“树用根来交流”时更吸引人。他不过三十多岁,但这份职业已经赋予了他无尽的耐心:园丁最困难的一点就是需要和漫长的时间打交道,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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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一个叫戴维·伯恩(Davy Byrnes)的年轻人从家乡威克洛郡出发,前往都柏林闯荡,他花了2300英镑在杜克街(Duke Street)21号置下自己的第一处房产,并把它变成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秘密集会地点和都柏林最有名的文学酒吧,乔伊斯和他虚构的小人物布鲁姆都曾光顾,也是我们都柏林“文学之旅”的第一站。六个人拼了两张小桌,点了成堆的沙拉、牡蛎、蟹肉和生鱼片,配合菜单背面《尤利西斯》的段落食用:“布卢姆先生把他那一条条的三明治吃掉。是新鲜干净的面包做的。呛鼻子的芥末和发出脚丫子味儿的绿奶酪,吃来既恶心可又过瘾。他嘬了几口红葡萄酒,觉得满爽口。里面并没掺洋苏木染料。喝起来味道越发醇厚,而且能压压寒气。”
伯恩酒吧的天花板、吊灯和壁画保持着二战前的风格,唯有吧台在木料上砌了白色台面,稍稍削减了乔伊斯笔下的“曲线美”。店中就我们一拨游客,本地人对到处乱拍的冒失鬼(他们往往还穿着冲锋衣!)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举起手机,他们举起酒杯:“欢迎!”邻桌一位穿着正装、打红色领带的老爷子,颇有仪式感地往一杯鲜虾里挤柠檬水,我们在旁边轮流用中文猜他的职业,从指挥家到教师到退休高管,有人冒出一句“都柏林人”,众人笑曰最佳答案。
当然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了老爷子,正确答案为拉丁语教师兼作曲家。爱尔兰曾经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战后回到爱尔兰,母亲为他做了选择:学拉丁语。后来本尼迪克特意识到,他是在“粗糙的美式英语”崛起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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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