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东亚漫游：在中国之外，成为“国民作家”

1904年9月，鲁迅作为首位中国留学生入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如今校园里竖立着他的铜像。 （仙台政府旅游网资料图/图）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的结尾。中国的语文教科书收录了这篇小说，“闰土”“圆规”的形象深深印入几代中国人的脑海。

远在日本的中学生，也共享着这样的文学记忆。早在1953年，日本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就首次将《故乡》收录到初中国语教科书，“光村图书”“三省堂”和“筑摩书房”等出版社紧随其后。中日邦交恢复后的1972年，又有“学校图书”和“东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收录了《故乡》，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由于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全部出自这几家出版社，这意味着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中学阶段读过《故乡》。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在自己的祖国之外，成为近于国民作家的存在。”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说。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母亲对他讲了下面这些话：“亚洲作家中最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和他们两位相比，健三郎你还差得远呢。”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懂中文，是一位鲁迅迷。1934年，大江的母亲和父亲从四国的小山村出发，前往上海旅行，在上海他们买到了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回去后爱不释手，读了很久。1947年，大江考入一所新建的新式中学，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就是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从此，大江健三郎便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

2007年，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如何成为一个知识人》的演讲。演讲后观众向他提问，“你从鲁迅那里接受了怎样的影响？”藤井省三记得大江这样回答：“鲁迅自由地写作小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形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世界发出了自己真诚的声音和无畏的控诉，这就是他所创造的文体。我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每每会想起这样的鲁迅。”

在藤井省三看来，不论是生前所受到的文学影响，还是其作品对其他亚洲作家的影响，鲁迅都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一个中国作家。鲁迅生前的足迹，以及他的作品在东亚的阅读史，成了东亚各城市之间的文化纽带。

藤井省三的新书《鲁迅的都市漫游》，以鲁迅的东亚都市经历为轴线，通过梳理日本乃至东亚对鲁迅的接受史，勾勒出东亚文学的交流史和多样性。

鲁迅在留日时期以及居住北京、上海时期，通过阅读大量日文书籍，接触并学习了日本文学以及日译的世界文学。“1930年代之前，鲁迅及其小说、散文诗创作，受到过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藤井省三说。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鲁迅称夏目漱石是当时自己最爱读的作家之一。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合作，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曾有学者提出鲁迅的《藤野先生》受到过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的影响。”虽然《藤野先生》并不是小说，藤野先生也非虚构人物，但是在文风与写作技巧上，《藤野先生》都与《克莱喀先生》有着些许相似性。

影响脉络更明显的是鲁迅的《孔乙己》和芥川龙之介1919年的小说《毛利先生》。比较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无论在穿着、表情还是奇怪的话语上都颇相似”。鲁迅比芥川年长十岁左右，他对日本文坛的追踪关注，使其能第一时间注意到新一辈的作家。

1921年4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国，走访了上海、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