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世界环境日|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绿色复苏
编者按：2020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关爱自然，刻不容缓”，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疫情之下，这一主题显得别有意义。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为生态治理建言献策，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话题引发讨论。
伴随国内疫情有效遏制和复工复产有序开展，在经营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企业如何更好开展环境实践？如何有效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此，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访谈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一致的观点是：疫情的确给经济运行带来影响，但是一定要避免以放松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恢复，恰恰相反，在疫后经济恢复中，更应该注重自然环境要素，要努力促进经济的绿色恢复，这是我们应该从疫情中获得的深刻反思。
访谈主持人：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侯明辉
访谈嘉宾：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商业实践
南方周末：2020年世界环境日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主题设定有什么特殊意义？
卢思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特殊时期，世界环境日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我认为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健康、动植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之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决策应当采用“同一健康”的方法，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对人类和自然的长期成本和影响。
二是提醒和警示各国在后疫情时代要践行“绿色复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经济复苏和经济刺激计划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疫后复苏的努力是为了加快绿色经济的来临，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复苏。
三是2020年原本就是“环境超级年”，原定10月份在云南昆明举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会上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事关今后10年甚至更长远的全球生态健康。受疫情影响，大会将延期举行，但是我们不应就此降低目标，更应该保持势头、凝聚共识，为推动达成基于科学的、有雄心、可衡量的2020年后框架奠定基础，使COP15成为扭转地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时刻。
郭毅：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类所面临的长期共同社会议题，本不应该由疫情而突显。但疫情期间，在一些国内知名学者和专业人士的积极倡议下，民众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两会明确提出要“严惩非法捕杀和交易野生动物行为”，也是上述社会认知的体现。
2020年世界环境日主题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特别，尽管对于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缘由还众说纷纭，但是疫情所引发的关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过去，我们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过程，大多以要素投入，特别是自然环境要素作为代价，这种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因此，疫情的发生以及当前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应该引起企业实践层面的反思。同样，政府、行业协会、公众对于各自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也应该反思。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当前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表现？有哪些改进建议？
郭毅：目前国内个别与生物利用、保护相关的企业，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和实践，但大多数企业在这一问题上仍处于观望状态，在实践行动方面缺乏主动的责任担当。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存在不同层级的责任内涵和责任刚性强度，建议企业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与该议题的关联情况，以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进行科学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设计，并规范资源、人力等方面的投入。
卢思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通过负责任的供应链或部门内协同行动，减少企业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比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水资源使用等。可以直接投资于保护和恢复自然的行动中，包括支持相关领域NGO的工作。还可以通过创新产品和技术，降低生产对于自然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加入到一些自然保护联盟，协同更多力量共同推进守护自然的议题，凝聚和展现企业努力。
马军：我们看到一些头部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积极实践，比如参与保护动物栖息地、为生态修复提供资金支持等。但是整体来看，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亟需改进的是，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企业的商业实践相结合。有些企业的业态本身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这是特别需要重视的。有些企业对生物多样性会造成间接影响，就是企业自身没有破坏生物多样性，但是它的供应链会对林地、动物栖息地等产生伤害，这需要企业加强对供应链环境风险的识别。
环境信息公开质量亟待提升
南方周末：目前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普遍存在哪些问题？
沈洪涛：近年来，国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在公司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数量在显著增加，但披露质量仍有待提高，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信息之间缺乏可比性。二是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数据不完整。三是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缺少第三方鉴证或审计，可信度有待提高。
郭毅：主要问题在于企业自主披露与合规要求披露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当前的环境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多数是以自主披露为主，按照一定的指标要求进行的规范披露不足。即使在指标结构下的披露，也存在口径不一、形式多样的问题。我认为仅就环境信息披露而言，可以依照企业业务与环境议题的相关程度进行行业分类，并由此制定相关环境议题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指标、形式及信息强度。
马军：在环境信息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企业信息公开相对落后，首先是披露不规范，很多环境违规和处罚没有涉及。其次是披露不完整，很多关键和特征数据没有披露。再次是披露质量存疑，多数没有第三方去做核实，投资者也很难判断真实性。
南方周末：3月份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排污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通过设立企业开放日、建设教育体验场所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开展开放日活动对促进企业环境管理有哪些意义？
马军：最大的作用是让企业认识到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企业应该自主与利益相关方开展沟通，听取意见，更好承担主体责任，所以我们非常认同和支持有关企业开放日的倡议，一些企业很早也开始了尝试。建议是：一是提升公众参与的广度，比如利用VR技术在云端开放，毕竟能走到企业的人数还是有限的。二是拓展活动的深度，企业开放给公众和公众所能看到的通常都比较表面，应该尽量扩大对环境数据和企业环境管理举措的披露，增强实质性。
郭毅：开放日是一种与利益相关方直接沟通的手段，其有效性更多取决于企业是否实现开放的预期目的。建议企业将开放日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对话、意见收集与反馈，以及后续的绩效评价等闭环管理结合在一起。
创新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手段
南方周末：疫情之下，企业的环境实践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
郭毅：如果企业的业务与环境问题不是直接相关，通常在财务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会选择淡化环境实践。当前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可排除会有一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会以排污等方式向自然环境转移自身的运营成本。
但是，在非常态时期，保障常态化环境要求，既是负责企业的社会责任自律，同时也是对利益相关方期待的回应。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品牌具有建构意义，在疫情这一非常态情况下，社会对企业的责任期待不是淡化，相反会变得更为敏感。短视的不负责任行为可能会更大程度上透支企业的社会信用，并被社会公众定格、固化为企业的负面印象，这对于企业的可持续运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沈洪涛：疫情之下以及在后疫情时代，企业环境实践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近期看，企业复工复产是首要任务，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给企业纾困解难和降费减税。环境治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企业在面对经营压力时很有可能首先削减环保支出。最近我注意到一些新闻，报道地方政府领导走访企业时要求职能部门在“环境保护、消防安全、资金需求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环保补贴的方式帮助企业既做好环境治理又不加重负担。
二是从地区看，疫情抑制了生产和消费活动，各地的空气质量和环境指标都较同期有明显改善，因此各地的环境治理压力迅速缓解。面临复工复产的重任，很有可能诱发地方放松环境治理的短期行为，一旦放松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可能就会出现“报复性”污染。
三是从长远看，疫情的爆发引发了人类对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以及环境退化的更大担忧。如果把疫情比喻为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则是最大的灰犀牛，但由于气候变化缓慢且长期，使得人们习以为常且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从疫情中吸取教训，那么应当更加敬畏自然，更加努力与环境和谐共存。
南方周末：对企业未来更好开展环境实践有哪些建议？
马军：生态环保不能放松，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创新在环保中的作用，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环境保护。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这些方式能够促进环境领域实现优胜劣汰，真正实现绿色GDP。
我们也看到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疫情期间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和我们有更多沟通，希望接入IPE的环境数据，更好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际上这不但是环境的要求，更是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的内在需要。以往开展普惠金融普遍欠缺对小微企业环境风险因素的评估，如果未来能以大数据为基础，进行贷前尽职调查，贷中贷后按照环境要求进行持续监控，这其实能够让小微企业获得长远支持，实现更加绿色低碳的发展。
卢思骋：疫情的发生让我们有机会思考哪些产业、哪些行业对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的，也让我们看到原来一些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生产活动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从理念上，企业应该更加意识到开展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向往。从商业实践上，也可以看到绿色经济的机遇，比如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在线服务、“新基建”等，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有利于环境改善。
郭毅：企业的环境保护议题实施应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更取决于广泛的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其核心在于建立包括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媒体监督、利益相关方沟通在内的综合性实施系统。
沈洪涛：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客观事实，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超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8000美元拐点，也就是说中国进入环境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新阶段，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从国家政策、政府监管、资本市场，到社会公众，甚至内部员工，对企业的环境表现有了越来越高的期望。
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环境具有典型外部性特征，即污染者不承担成本，治理者不享受利益，因此未来开展环境治理要积极使用市场化手段，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一方面使排污者承担成本，另一方面使减排者获得收益。我国正在积极建设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目的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提高环境治理效率，从而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双赢，企业在环境治理的压力中更要看到绿色市场和绿色创新领域的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