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大国大城是市场的选择
陆铭坚持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不能将城市病直接归结于人口过多,而应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治理效率等供给侧找原因。他主张逐步降低外来人口落户城市的门槛,直到将户籍完全转变为一种常住地的居住登记制度。
责任编辑:周建平
“我的胆子比较大吧!其实我想得很简单,我们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就是这样,错的对不了,对的错不了,时间可以来检验。”
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下发后,许多媒体把电话打到了陆铭那里,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中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等一系列涉及人口政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指向信息,正是包括陆铭在内的一批学者持续呼吁的。
我国城市化程度曾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尽管自1980年开始,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变为发展,但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始终严格控制,并采用行政手段通过对土地指标、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配给的管控,严格限制了大城市人口流入。在强力限制的同时,大城市的发展却又势不可挡,写进计划的城市人口规模一再被突破,按照控制规模做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也常常落后、匮乏,以至于中国大城市尚未充分发育,就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城市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中国要持续增长就要给大城市松绑,”陆铭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指出目前出现的“城市病”大多来自于行政管控和治理水平不够,以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适应人口增长。“有时候,论文投到一个刊物,他们内部都会激烈地争论,有的说这个不能发啊,跟上面精神不符,也有编辑会力挺,‘这完全属于学者正常的学术讨论范畴,有什么不能发的?’”
2016年他出版了《大国大城》,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这本书在2020年1月,已经第14次印刷。“我很感谢那些思想开明的编辑和刊物,正是他们的坚持,将我,还有和我类似的声音,推向了思想市场,让我们可以参与思想竞争,为决策提供更多的维度。”
“你讲的都是美国的”
“现在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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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