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童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何立伟，小说家，生于1950年代。我的童年呵，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模糊童年

王鼎钧

美籍华人作家，生于1920年代

童年，我有过童年吗，应该有。

还记得坐在床沿学习穿衣服，怎样把左臂穿进左面的袖子。然后，右臂。然后，扣纽扣。总是扣错，原来一开始要用两只手摸准第一个纽扣和孔眼，好像操练一班大头兵先确定谁是排头。镜子里，这一排纽扣扣得整整齐齐，服服帖帖，好像乌合之众已成训练之师，心里甜丝丝的，后来知道，这叫成就感。

还记得那时杀鸡是大事，要杀先杀老公鸡，它已经不能报晓了。夹在一群孩子中间讨鸡毛，那又长又硬又漂亮的鸡毛，有个专用的名称，叫翎。那时候孩子没有什么玩具，一翎在手，阳光下如一道彩虹，天天拿出来把玩，向同伴炫耀，或者立刻骑上竹马，去青梅之下，插在她的鬓旁。后来知道，这叫虚荣心。

还记得大雨之后，街旁的一堆黄土变成了泥，孩子们高兴了，玩泥巴。小孩子！你能决定什么呢，你能改变什么呢，一脚踏进泥窝，忽然改了身份，有了权柄，我要圆就是圆的，要扁就是扁的，我也可以把已经成形的打烂，重新再来。那时候大人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脏，泥土不脏，墨也不脏，纵然拖泥带水回家，依然可以兴高采烈，不受责罚。后来知道，这叫支配欲。

再到后来，我知道支配欲可以升华为创造，虚荣心可以升华为审美，成就感可以升华为谦卑感谢。而我，也由童年、中年“升华”到老年。

文章写好，从头看一遍，怎么，我写的是童年吗？

“悲哀”离我们尚远

杨先让

中央美院退休教授，生于1930年代

我出生在胶东牟平县一个小岛子上——养马岛。家中经商。朝鲜仁川有爷爷的绸缎庄。哈尔滨有父亲的油坊工厂。奉天有叔叔的英美烟草公司的总代办。算是富裕人家了。

爷爷是同盟会会员，捐钱支持孙中山反清强国，又学儒持家。两个儿子从中、从和。五个孙子名曰先温、先良、先恭、先俭、先让。我这个先让生于1930年1月11日。日寇侵华后，一系列灾难降临了。

我最小。在家中有祖母溺着、丫头护着、姊妹们宠着。我任性撒泼，成了一个“三间屋里的小朝廷”。

五岁那年，可能我在家中太无拘束，闹得大家烦。祖母说干脆让他“上猪圈”吧（家乡对淘气儿童上学校的戏称）。因为有姐姐的照顾，就上了西村的女学堂。我这就成鹤立鸡群了，更被宠爱着。

第二年入了本村的男学堂，由姨家秀才爷爷教习。书背不过来，依然要挨戒尺打手板。但是我的大仿（写毛笔字）、画画和唱歌受表扬，奖与罚获得了平衡。

1936年是我家最动荡的一年。叔叔在奉天被日本鬼子以“反满抗日共产党罪”枪杀了。爷爷一急之下中风不语。父亲不惜家产，在家乡为叔叔举办了几天大殡，惊动了岛内外。

那几天，人们忙乱。家中成年男女定时哭灵，和尚道士早晚诵经，晚上放施舍。刚六岁的我，与叔叔的女儿学菊妹同岁，我们真玩得痛快。“悲哀”二字对我俩离得尚远些。

直到我九岁那年，随家去了仁川居住。我和二姐、妹妹入了华侨小学读书。不可想象堂叔又被日本警备队冤捕，定罪“共产党”，最后死于狱中。爷爷在仁川的绸缎庄“和聚昌”，也被迫歇业了。

从此后，我心中牢牢地感受到，日寇对我家国侵略的罪行，是绝不可饶恕，更是不能忘记的。否则就要当亡国奴。

我的启蒙老师

左方

前南方周末主编，生于1930年代

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后，我们乡里就没有小学了，我七岁开始读私塾。

我们村里有个姓黄的大家族，几房人都很有钱，从外乡请来一位穷秀才教他们的子孙。我妈妈求他们，他们才同意我进私塾念书。

私塾有十多个学生，每年每人交一担谷作为学费。由于学生年龄不同，所以每个人所学的课本都不一样，讲授方法是让学生站到他的桌子前，他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念会了便叫回去背诵。他从不讲解书的内容，我们问他，他就说等你们长大就自然懂得。

我从《三字经》学起，学完《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诗经》和《古文观止》。这个私塾老师，同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里的孙者师简直一模一样。他善良老实，古文也读不少，但寒酸又迂腐，他爱喝酒，老婆不买酒给他喝，就用讲故事和学生换酒喝。为了听故事我们便凑钱买最便宜的酒，到田里抓田鸡炒来给他做送酒菜。到了冬天田鸡没有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我出了个坏主意。村里有一口鱼塘，鱼塘上建有个厕所，村民都喜欢到这个公厕去，一来风凉水冷，二来没有臭味，拉的屎有很多鱼抢着吃。我拿了个鱼钩去钓抢屎吃的鱼，一下子钓了条大鲤鱼回来。这条大鱼满肚子都是屎，我有意不把鱼肠扔掉就煮粥给老师吃。老师在吃时，我们问他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好甜好甜，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我今年虽82岁，仍常想起这位私塾老师，因为童年的启蒙，是影响人的一生的。

狂浪滔天黄河渡

二月河

历史小说家，生于1940年代

我自幼随军。我的父亲凌尔文是个老抗日战士，母亲则稍迟一点。父亲担任了一个营的副指导员。1948年随军南下到河南栾川县剿匪。随即母亲也调入栾川。1948年初，我随母亲过黄河赴河南。当时舅父在河北省军区学习，母亲便写信约他，一道在黄河岸会齐共往栾川。

这在今天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