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
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在疫情中面临困境,平日利润空间有限,现金储备较为紧张,眼下复课时间不确定,租金和教学的特殊性都带来了经营的沉重压力。
胡弘一直坚持机构的公益性。此次疫情的冲击,让她产生了新想法,“是不是以后让机构更加商业化,转变薄利的运作模式,才能应对冲击。”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14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张玥晗
2020年4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慧灵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慧灵一校)向家长告知,“因为疫情给机构带来的影响”,向培训中心的精神残障儿童家庭收取床位费和学位费。没有上课却收“占位费”?这项决定引发了争议,也将特殊服务机构的生存困境摆上台面。
慧灵一校属于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旗下的一家培训中心。作为国内最早的公益组织之一,慧灵已创办30年,主要服务于成年智障人士,全国拥有近四十家“分支机构”。2020年2月以来,受到疫情影响,慧灵一直未开展服务,没有收入导致现金流紧张,“加上社会捐助和政府的补贴钱款未到位,整个机构的收入骤降9成。”慧灵创办人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作为社会服务机构,慧灵的遭遇并非孤例。多方信息显示,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在疫情中面临困境,平日利润空间有限,现金储备较为紧张,眼下复课时间不确定,租金和教学的特殊性都带来了经营的沉重压力。
多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尽快开学成为他们当下必须要抓紧的“稻草”。
收不收费,面临两难
慧灵眼下的困境可谓“前所未有”。
疫情前,全国近四十家慧灵平均月服务收入200万元。停课后,机构收入减少近700万元。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月底起,慧灵各地员工只发当地最低工资的70%-80%,“北上广的老师们,每月也只有一千多元”。
作为“老牌”公益组织,慧灵在成年智障服务领域颇为有名。三十年来,它在全国23个省30多个城市开设了分支机构,除了智障人士的托养,还发展了包括艺术团、社会企业、培训机构在内的多种形态,直接服务了超过1800名精神残障人士。
慧灵一校成立于1995年,主要服务于5-15岁智障儿童。疫情期间迫于生存压力,慧灵一校想到了收取“占位费”,从3月份起,每位学员按月收取300元/月的床位费和学位费,并倡议有条件的家长给机构预交1-2个月的服务费,纾解学校困境。
4月7日,在给家长的倡议信中,慧灵一校详细描述了它的压力:社会筹资20年来“最难”,机构没有盈余,收入“基本为0”,未能开学收不到服务费,也没有政府项目补贴,与此同时,学校还需要支付老师工资、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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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