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沉寂的健身房
“因为疫情,新老客户提高了健康意识,但也正因为担心疫情,他们不敢来健身。”
健身教练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地位,月均收入集中在1万到1.5万元之间。然而,由于疫情收入腰斩的健身教练,空有一身腱子肉,转行做起外卖骑手、做微商卖蛋白粉,不是段子,而是事实。
现在健身需要限定人流量,要戴口罩,要提前预约,浴室不能开放,麻烦程度让很多会员望而却步:“健身完以后不能洗澡更衣,那之后要去约会的人该怎么办?”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7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汪韬 助理编辑 温翠玲
在北京国贸上班的罗萧从未想过,他穿越了半个北京城,从朝阳区的国贸站坐了20站地铁,到丰台区的郭公庄站,只是为了能健身60分钟。
2020年4月,罗萧背着黑色大健身包的身影,出现在许多刚刚获批恢复营业或“偷偷开门”的健身房门口。有次因为店内锻炼人数过多,他还在大晚上被赶出健身房,只好盯着哪个客人预约了却没来,赶紧顶上空缺。
中国有近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近十余年,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健身房“撸铁”,一些头部品牌提出了百店千店扩张计划,数千万乃至上亿的融资、并购也并不罕见。
健身房的商业模式,从诞生起就带着预付费行业的烙印: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用于门店租赁和装修、购买器材和招聘人员,后期需要健身教练尽可能将场地年卡或私教课程售卖给顾客,提前回笼资金偿还负债,或者增开新店吃掉更多的市场蛋糕。
然而,新冠疫情期间,健身房停业,连月来没有新会员和课程销售收入,一批健身房资金链断裂,正在悄无声息地倒闭。
5月,不少健身房已经复工,却依然面临客流减少、成本增加、营业受限等问题。疫情或许可以让这个以健康为底色的行业挤掉资本泡沫,加快优胜劣汰。
寸土寸金的健身房
循着网上搜索的结果,罗萧一个个电话去问健身房是否开门,疫情之前他常去的几家健身房总是语焉不详,只是告知他“等通知吧”,罗萧怀疑这几家很可能已经“山穷水尽”。
作为一个有健身焦虑的90后,罗萧在跨国公司工作,穿行于写字楼之中,喜欢在下班后甩掉西装革履,麻溜儿地套上运动衫,赶去健身房锻炼。
第一财经旗下的DT财经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每个写字楼周围500米内平均有11个健身场馆。而罗萧工作的国贸地段,是北京健身场馆最密集的地区,在国贸和朝阳门附近,平均一个写字楼分别有高达2.05和1.44个健身场馆。
让白领一下班就能“燃烧我的卡路里”,开健身房核心要义就是地段。北京国贸楼宇林立,人流密集,各种类型的健身机构精巧地镶嵌在地面以下。
马一翔是北京一家综合体能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健身教练,他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国贸地下一个130平米不到的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网络编辑: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