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辛亥年的李准与张鸣岐

任广西巡抚时的张鸣岐

辛亥革命后的李准

1911年1月6日（农历庚戌年腊月初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迎来了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鸣岐时年36岁，是清廷中的少壮派，作为封疆大吏，在当时全国的九大总督中，他最年轻。他早年中过举人，戊戌年间成为岑春煊的幕僚，因善于谋划，深得岑的赏识，追随岑到陕西、四川、广东等地任职，31岁时就担任了广西巡抚。他思想开明，力倡改革，在广西推行“新政”，开矿、垦荒、建学堂、练新军等多有建树，一时在朝野颇有几分薄名。

此时，李准已在广东军界经营多年，对清廷，他是有功之臣。从1903年起，他治理了多起匪患，平息了各种民变（包括革命党人起义），为此他先是组建了广东几条内河的水警部队，继而建立各路防营，训练新军，特别是1905年统领广东水师以后，可谓水路各军都掌握在他一人之手，位高权重，成为广东地方最重要的实力派人物。

这两人都是能臣。辛亥年，正值清廷大厦将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都不乏审时度势的能力，但两人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不同，这决定了广东在辛亥革命中的结果。

张鸣岐要削李准的兵权

他们原本是旧交。1903年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时，张鸣岐是岑的智囊，任职“总文案”。那时李准总揽广东的剿匪，免不了要和张打交道。1908年李准为了和英国人争夺西江缉捕权，也曾与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会商此事，两人意见颇为一致。直到这次张鸣岐来广州之前三个月，他到北京去谋划自己的官职升迁，路过广州时还住在李准的水师公所，受到热情接待。

开始李准以为，他们两人有如此交情，今后合作必将相得益彰。谁知张鸣岐甫一上任，所推行的改革，就是从削弱李准兵权下手。此前李准经历过多任总督，他们大多不理军务，放手让李准独掌大权。但张鸣岐不同，他要揽权。

先做试探，张鸣岐知道广东政法学堂校监（今中山大学前身，校监即校长）夏同龢是李准的儿女亲家，便请夏来询问，“今后将总督、提督权限划清，可否？”

李准明白其意，便说:“总督欲收回何权，明示后无不照办。”

于是李准亲自创建的水警部队和省城侦缉队统统被调拨给他人指挥，李准的亲兵营和新军营被赶出广州城外驻扎。从此，军队将领任命之权归总督所有，连一艘小轮的管带（舰长），水师提督也不能过问。

这些举措，视作军政分开的改革也无可厚非，本来一个海军将领，不该对地方上特别是省城的事务干涉太多。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张鸣岐的做法分明已然透露出对李准的猜疑和提防。

孚琦之死

李准似不甚介意。他索性搬离广州，到虎门衙署办公和居住。正所谓“得消闲时且消闲”，他开始研习书法，临碑帖，“每日必作小篆数百字，临石鼓及大篆又若干字，日以为常”，颇感心安理得。

然而辛亥年是多事之年。革命党人谋划暴动、起义和暗杀的活动可谓紧锣密鼓。因为此前的几次暴动和起义都被镇压，所以党人决定先杀罪魁，而后举义。当时广东的当权者除张鸣岐和李准之外，还有广州将军孚琦。党人分析，张鸣岐狡诈而无实力，孚琦庸碌无能，最为凶险顽固的是李准，所以要行刺，必先杀李准。

4月8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初十），机会来了。革命党人温生才闻知外国人要在燕塘举行航空表演，广州城内的达官贵人定然倾城往观，于是表演结束后在官人们的归途上设伏。日暮时分，见众多军士前呼后拥护卫着一乘轿子喝道而来，气焰极盛，便认定是李准。行至眼前，温生才猛然杀出，从正面对轿连开数枪。旋即温生才被逮捕，而轿中人孚琦当场毙命。李准躲过一劫，原因是他被告知有盗犯要审，乘船于前一晚先行离开。

孚琦死后，张鸣岐暂兼广州将军，更为志得意满。此事尚未让他意识到面临的风险。但李准却警觉起来，他觉得革命党人还会有新动作，提醒张鸣岐戒备。但张不以为意。

黄花岗起义中的李准

然而革命党举行起义的风声越来越紧。李准在新军中派有密探，已确切获知党人将在农历四月一日起义。向张鸣岐出示证据后，张才决定从广州附近的观音山、天字码头、龙王庙等处调兵回防。

起义提前了两天，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举行。因为仓促修改起事计划，原定兵分两路攻打总督府和提督府，便成了合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