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的作家与文学 | 对话李洱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的疫情现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它超出了人类的智力和想象力。因为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它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了，将整个人类都裹挟进去了，从陆地到天空到大海深处。这不知道比加缪和萨拉马戈笔下所写的故事要复杂和严重多少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谈疫情

人物周刊：李文亮去世那天，你在微信朋友圈说，加缪在世，也写不出如此惨烈的“境况性现实”，如何理解“境况性现实”？

李洱：“境况性”是萨义德经常使用的概念，我是借来一用。大致意思是，任何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你与我都处在一个共同熟悉的文化背景之中。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说的与什么有关。不然，那就是鸡同鸭讲了。所有作家，都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境的激励下写作的。我的意思是说，依我对加缪的理解，如果他置身于我们都熟悉的这种文化背景，他确实写不出这样的境况性现实，同时这种境况性也超出了加缪的想象。加缪笔下的《鼠疫》发生在一个城市。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发生在一个村镇。他们的写作源自于想象，是人类状况的某种隐喻。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疫情现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它超出了人类的智力和想象力。因为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它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了，将整个人类都裹挟进去了，从陆地到天空到大海深处。这不知道比加缪和萨拉马戈笔下所写的故事要复杂和严重多少倍。说它的严重程度大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大于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是一种比较轻巧的说法。

人物周刊：大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李洱：我常说，“毫无疑问”这个词是值得怀疑的，但此事却是确定无疑的。一战之前，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类似的战争。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由于没有新闻媒体，没有大众传媒，没有报道，别的地方的人就认为它们不存在。多年之后，考古学家看到了那些光溜的头盖骨，才知道那些部落曾经发生过战争，他们曾经从东非一直打到北欧，打到亚洲，打到阿拉斯加，然后打成了现代人。到了一战，大众传媒出现了，一把左轮手枪引发的事件，因为媒体的进入，不断地报道，各国不断加入进来，酿成了世界大战。其实，那只是几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罢了。二战只是一战的2.0版，多了一颗原子弹而已。一颗原子弹干掉一个城市。而现在，这种病毒，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无微不至的原子弹，微型的原子弹，日常化的原子弹。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的人类，是因为语言，因为交流，因为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相互促进，可以共享文明成果。可是因为疫情，你的眼神、呼吸，都成了武器。人们用胳膊肘开门，用屁股关门，并且隐藏起了人之为人的那张脸。这个影响是不是大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一直在进步，但现在人们可能重新反省这种进步的代价。至少，人们对全球化会有深刻的疑虑，而这将意味着什么？城市里已经有人开始养鸡了。就在今天早上，鸡犬之声相闻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人类的发展进程，从未受到过这种挑战。

人物周刊：在一个全世界都可以去的时代，大家没想到有一天会呆在家里不能动弹。

李洱：呆在家里，还得防父母防老婆防丈夫，是恐惧、焦灼和虚无的三重奏。我们在说“害怕”的时候，是说害怕某个具体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害怕”才叫“恐惧”。所以“恐惧”跟“害怕”是两个概念。“恐惧”以飞沫的形式，以呼吸的形式，以对视的形式，影响着我们。那些本来挺有诗意的词，此时也突然狰狞起来，成了禁忌，比如凝望、比如亲吻、比如抚摸、比如握手致意。好多时候，你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了，那不是“焦灼”又是什么？但你又无能为力。你深刻感到个人存在的有限性。意识到这一点，本来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但现在连这个选择的机会都不属于你了。它袭击你，随时让你变成白肺。河水竟然能把鱼给淹死。你随时打开新闻，头条新闻就是，这条河今天又淹死了几万条鱼。加缪曾经说，那些病毒耸动着，在某一天会发动它的种群，向人类发起进攻。加缪当然不可能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规模这么大，但你的肉眼却看不见它。

人物周刊：你在什么时候感到“恐惧”的？

李洱：去年12月的时候，我经常出差参加活动，一位医院的朋友通过我的爱人告诉我，现在出现了类似SARS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