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不是“农耕文明”？

以工商业立国的这个“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的西方传统和东亚差别不大，都是以农立国，航海和贸易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民国以来的学者，大多喜欢谈“中西方文化比较”，并且多认为西方是“工商社会”“海洋文明”，而中国则是“农耕文明”。如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就说“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

余秋雨也说“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耕文明”，与之对照的则是“海洋文明背后的西方文明”（《中华文化与海洋文明的千年悲壮》）。类似的论述，无论是学界还是一般网络言论中，都十分流行，但真实历史上只有中国是“农耕文明”，西方就不是“农耕文明”了吗？

先看古希腊，古希腊第一个作家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歌颂的就是农民生活，认为要“出力耕耘、播种和收获”，就能获得大地母神赐给果实。在耕种季，要和奴仆们一起抓紧时间抢耕抢种，谷仓中就会有余粮。在雅典城邦，绝大部分人就是农民，著名的索伦改革，就是因为雅典的农民们处境恶化，大量人丧失了自己的耕作土地。索伦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负担不同的义务，指标就是按照农产品计算的，分别是收入500斛、300斛、200斛和200斛以下麦子的。此后的庇西特拉图，也是帮助农民获取土地、低息贷款、农畜、农具等。在斯巴达，斯巴达人虽然不耕作，以战争为业，但土地其实是由黑劳士耕种的，每年向斯巴达公民缴纳82斛麦子，这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斯巴达人以战争为业，显然也不是什么“工商社会”或“海洋文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了毁灭对方经济，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蹂躏敌方农业，烧毁、踩踏、收割对方农作物，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种“蹂躏”乡村的行为十分常见，恰恰说明农业是希腊的基础。当时希腊虽有制陶手工业以及沿海周边的贸易，但这些比重相对于农业来说只是辅助性的。

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中认为：“根据自然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