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催生欧洲现代化？

发生在前现代欧洲国家的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彼此很难把对方一次性消灭的战争，推动了工具理性行为的扩张，不期然地促进了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从而给原本没有明确方向可言的人类社会一个“发展”方向


战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破坏，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的飞速发展，甚至使人类获得了摧毁地球的能力。战争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在谴责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我们却不能忽视战争以及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动员所带来的种种非期然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历史上曾经对社会发展有过重大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在本文里，笔者将为读者介绍一些专门研究近代欧洲战争与欧洲国家及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工作。同时，笔者还想指出这些工作的一些弱点，以增进读者对于西方名著的鉴赏能力。限于篇幅，笔者的讨论限于以下六位学者：唐宁、珥特曼、蒂利、费讷、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

国内资源与科层制
唐宁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问题（Downing1992）：为什么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摧毁了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并促成了绝对国家（如法国）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他的论点是：当一个国家不需要汲取巨大国内资源以应付战争时，该国家的中世纪立宪制度就会得以保存。当一个国家不得不汲取大量国内资源以赢得战争时，为了有效地汲取资源，该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导致该国家朝着绝对国家的方向发展。最后，面临战争威胁时既不能在国内也不能在国外获取相应资源的国家就只能灭亡。

珥特曼从另一个角度对唐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Ertman1997）。他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他将这一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卷入战争时间的不同。其中心论点是：在公元1450年前，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在欧洲尚不为人所知，欧洲当时也缺乏训练有素的科层专业人员。因此，在1450年前就已经卷入战争的大量国家只能通过强化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封建体制在这些国家的地位。而在公元1450年之后，科层制已逐渐被欧洲国家接受，与之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亦已大量出现，因此，此后频繁卷入战争的国家就能通过强化科层制来确保战争的胜利，这造就了科层制在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发展。

近代欧洲霸主的更替规律
与前两位作者相比，蒂利想要解释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其核心问题是近代欧洲霸主国家的更替规律，以及为什么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发展成了现代民族国家（Tilly1992）。他的中心论点是：在第二个千禧年期间，欧洲战争的发展经历了封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族化战争四个主要阶段。早先的封建骑士战争对疆域和封建贵族势力较大的国家（如波兰）有利，而盛行于公元1400年到1700年之间的雇佣军战争却让商品经济发达但人口有限的城市-国家（城邦），如比利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繁盛一时。在几百年的战争中，欧洲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出常规军。随着欧洲国家对国内兵源的依赖日益加深，那些兼有大型城市和广大腹地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由于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士兵在对他国的战争中会表现得更为勇敢，欧洲国家一旦面向国内寻求兵源，就会在本国推进民族主义化和军队专业化进程，以便在战争中胜出。于是，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便在欧洲扩展开来。

军事发明与国家建设
费讷关注的是军事发明与其他社会结构性条件，包括统治性意识形态、社会分层体系和国家建设进程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Finer1975)。他分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欧洲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军事发明是如何改变战争性质的；第二，军事发明是如何推动统治者在战争中借助提高国家税收能力、巩固领土、推进政府职能专门化等手段而不断加强自身权力的；第三，上述过程又是如何促进欧洲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费讷的研究虽然没有触及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但为蒂利、唐宁和珥特曼的分析提供了具体机制。

在费讷对战争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中，最为经典的是他对骑士战争消亡的研究。费讷指出，欧洲骑士战争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