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生活在词与物的午后 | 封面人物
李洱认为葛任就是贾宝玉,瞿秋白就是贾宝玉,应物兄也是贾宝玉,无数贾宝玉都在不同的时代中处理着知识人和时代的关系。《红楼梦》的续集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续写
发自:北京、上海
责任编辑:周建平
李洱认为葛任就是贾宝玉,瞿秋白就是贾宝玉,应物兄也是贾宝玉,无数贾宝玉都在不同的时代中处理着知识人和时代的关系。《红楼梦》的续集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续写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
昨日重现
李洱在鼠年春节前回到了河南济源。他准备在老家待到正月十五,他的奶奶要在那天过九十五大寿。新冠病毒改变了这样的计划。他在大年初三匆匆回到北京。他如今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家里的垃圾,然后等待着垃圾再次落下。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陪孩子上网课。“疫情对下一代是一种教育。”李洱说,“他们以前生活得非常轻,现在他们认识到了生活重的一面。”
跟李洱再次进行电话访谈,才想起去年12月1日在北京第一次访谈时,武汉已经有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李洱彼时奔波于各地,参加活动,有公事,也有私事。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出行最为密集的时段。
他患上了急性咽喉炎,12月上旬的几天,他出席华东师大和上海作协的活动,讲话声音低沉。晚餐时,他都喝的果汁。有医生通过他的太太告诉他,医院里有类似SARS的病毒被发现,让他小心。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李洱在三个月之后思考。“当时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后,都没有料到之后会蔓延到这种地步。遗忘的机制在起作用。”
华东师大的北山讲堂上,李洱回忆了翻越枣阳路校门的时光。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83级的学生。他进入大学时,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耀目之时。这座城市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80年代最重要的群体之一。“80年代,所有中国人都是进化论者,都认为明天比今天好。思想开放,日新月异。”李洱说。
80年代的一个场景在李洱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甚至把它写进了《应物兄》里。“李泽厚先生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他的到来让人们激动不已。李先生到来的前一天,应物兄去澡堂洗澡,人们谈起明天如何抢座位,有人竟激动地凭空做出跨栏动作,滑倒在地。”这个场景发生在1988年的虚构的济州大学。而在非虚构的1986年的华东师大,李泽厚的到来是那个时代的轰动事件。那是一个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的时代。我在十年前采访过李泽厚,他说,“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走走。”而他2014年到华东师大“伦理学研讨班”开坛授课,更是一件罕事。他已经多年没在大学讲课了。“前年李先生又到上海某大学演讲,李先生刚一露面,女生们就高呼上当了。她们误把海报上的名字看成了李嘉诚先生的公子李泽楷。”这是《应物兄》里的另一段文字,几乎是当年新闻的再现。
李洱在华东师大忆及这段往事,彼时在场者津津乐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李师东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在颁奖前见到应物兄,我说你写李泽厚老师在华东师大讲座,我在现场。没错,就说了不到一刻钟。那是1986年。应物兄很得意:我没瞎写吧。”现在,朋友们喜欢直接称李洱为“应物兄”。
在上海,李洱似乎一直在虚己应物之中。上海历来是一座“码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话和吃饭。黄浦江有两岸,人也有不同的麦克风和杯盏。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台子上讨论他,这可能说明了他的人缘,他的平衡能力,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船在江上,你要看到两岸的风景。马在山中,你要看到两边的山峰。”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黄平是研究李洱的80后年轻学者。《应物兄》的结尾,应物兄被车撞倒,一个声音从天上飘来:“他是应物兄。”黄平觉得这句话拆解了以往的二元对立,将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向前再推一步,塑造出第三重的自我:局内人自我。李洱在1999年12月的《局内人写作》中解释过这个概念。黄平把这叫作“第三自我”。
李洱喜欢加缪。黄平说,“作为李洱最热爱的作家,加缪可以被视为李洱写作的思想背景。”
疫情当中的一个午后,我和李洱在电话里聊起了加缪和《鼠疫》。这让我想起李洱将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午后的诗学”,那是一种连接正午和夜晚的写作,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收敛。这还让人想起加缪说自己的思想是“正午的思想”。
李洱最近没有读加缪和《鼠疫》。他倒是在2014年的一次关于加缪的读书会上说过,“他(加缪)写出这个城市在面临这样一种疫情的时候,整个特征,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他的结尾写得非常精彩。我们认为非典结束就胜利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就很少再想。”这句话像谶语。2003年过去17年之后,这一切重来了一遍。
已知和未知的日常
回到12月1日的午后,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李洱为了说明奥登对于诗学的拓展,背诵起了奥登的《怀念叶芝》:“但是那个午后,却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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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