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制滥造、品相恶俗？汉语原著公版书出版亟需“专业精神”
根据中国1992年加入的《根据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尼尔公约》，一般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和作者死后50年内。50年以后，作品的版权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全人类所共享的精神财富。
由于出版公版书无需支付稿酬，出版成本较低，而一些名家名著又是畅销书和长销书，颇受出版社青睐。相对于乱象纷呈的外国名著公版书，汉语原著公版书的质量普遍较高。但因市场的趋利属性，该领域内亦鱼龙混杂，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与警戒。
重复生产，却是市场的宠儿
南都记者在某图书网站上查询发现，譬如常年盘踞畅销书榜前列的清代沈复《浮生六记》，在该网站能搜索到160多个不同的版本，沈从文的《边城》有277个版本，民国女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有344个版本，老舍的《骆驼祥子》有529个版本，而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每一种的版本数都在千种以上。
由于拥有广阔的市场，在汉语经典名著的公版书领域，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生产。作家出版社编辑赵超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版书销量稳定，在出版机构原创选题不足的时候，补充了选题数量。“但另一方面，公版书选题也会相应挤压其他原创选题的数量。甚至能看到一些出版社的宣发部门，对公版书反而比非公版书更重视。”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成本低、零门槛，公版书领域也广泛存在着粗制滥造、版权不清、甚至以删节改编欺瞒读者的现象。这在出版社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对读者和原著作者都极不负责任。
“首先是编校质量问题，经典版本都是经过时间和编辑多年心血打磨的结晶，匆忙上马的书难以在编校质量上有较高的标准。其次，公版书的书名、书封有更多风格，一些风格和原著并不匹配，甚至看到网上经常有吐槽一些公版书的书名和封面‘恶俗’的声音。”赵超说。
从编辑的角度看，赵超认为，出版社因境况艰难而出版公版书属无奈之举，但如果本末倒置，将公版书置于原创书籍之上，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则扼杀了这个行业的探索精神。
“有的社里专门辟出一个部门来做公版书，虽然做得很差，但是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向后的，不是向前的。这跟编辑怎么定义做书这件事，以及编辑个人的选择有关。”
保持高冷，或俯就大众？
出版社或出于销量考虑，或者出于出版人的责任心，在公版书的出版中发展出许多“创新”的套路。而这些“创新”的主旨，大抵是使经典更加“接地气”，有眼缘。
1998年，九州图书出版公司推出丛书“官场菜根谭系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将沈复的《浮生六记》命名为《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命名为《一个师爷的牢骚话》，许葭村的《秋水斋尺牍》命名为《一个师爷的家常话》，许同萃的《牍髓/公牍学史》命名为《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书封统一设计为大红底子烫金扇面勾白描人物肖像。审美僻陋尚在其次，将沈复、许葭村、杨恩寿等一干清代文人统摄在“师爷”名下，将大名鼎鼎的《浮生六记》、《秋水苑尺牍》等作品冠以一个看似通俗其实十分有欠妥当的书名，实为“媚世”之举。
除了改标题、换封面这种常规操作，有心的出版社会用当代热门IP和公版书互为加持，以制造话题、吸引流量。2016年，果麦文化推出由豆瓣超人气作者张佳玮翻译为白话文的《浮生六记》，该书人气演员李现推荐，迅速蹿红，畅销300万册。而同样由果麦文化和新世相推出的《青春版红楼梦》却不那么走运。该版本的目标受众本是城市青年，但粉红娇嫩的封皮被吐槽为“痰中带血”，而宣传语中自称“修正了一些多年存在的讹误”、“是最贴近原著的版本”，更是受到红迷和学界的质疑。最终，这版红楼梦并没有如预期的“在城市中重新流行起来”，反而惨遭网友在豆瓣发起“一星运动”抵制。
正如一位网友在豆瓣上评价的那样：经典并不需要改头换面、淡妆浓抹地推广，它会选择自己的读者。
还有更细致入微的问题。目前市场上多种版本的《呼兰河传》都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的《呼兰河传》为底本。但那一版文稿其实并非原稿，为了更辞达意畅、便于阅读，小说中的部分东北方言或用词较“别扭”处乃至标点符号经过了编辑修改。而人文社版的《呼兰河传》则是以上海杂志公司的初版为底本，保留了萧红作品的“原汁原味”。该书责编陈建宾告诉南都记者，这是个行业规范问题，他个人更倾向于“不去动”原著，存疑的地方添加注释。
“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对编辑而言，存在着修改和保留之间的张力。80年代国内的编辑有修改作品的习惯。后来的公版书出版时对版本不加甄别，导致读者读到的不是作品原貌。”陈建宾说。
事实上，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也是一次典型的将经典推向大众的尝试。所以在业界引发争议，是因有人认为简体版在“俯就读者”，有人将其看作商业行为，也有人坚持“被更多人读到”是写作者的初心，也是出版的应有之义，因而无论如何都“乐见其成”。
优质公版书需要高水准编校团队
最近几年，老舍、傅雷、陈梦家、周作人、张恨水、翦伯赞、熊十力、田汉等一大批近现代知名作家和文人学者的作品进入公版，对出版社而言既是福音，又是挑战。
正如陈建宾所言，做好公版书，需要“专业精神”。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惟有高水准的编校，才是优质公版书的保障。2018年，周作人的版权进入公版领域。2019年，世纪文景推出《周作人译文全集》，2020年又再度推出《周作人集外文》，是对知堂先生译文及集外文的一次丰富透彻的呈现。《周作人译文全集》收录知堂先生近六百万字译文，穷尽周氏后人所藏手稿，增补非公开发表的译文、译著二十余万字，可谓洋洋大观。而《周作人集外文》亦在1995年海南版《周作人集外文》的基础上，历时六年，搜集、整理、考订而成，收入近年来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增补文章百余篇，使知堂先生集外文存不再有遗珠之憾。
上述版本之所以严谨可信，风评良好，皆因图书编者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周作人集外文》编者之一陈子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从事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与编订工作，先后编辑出版过《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1988）、《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1988）、《饭后随笔——周作人自选精品集》（1994）和《周作人集外文》（1995）等。编辑《周作人译文全集》的止庵则一直是周作人研究者与作品的整理者，著有《周作人传》，并编订有《周作人自编集》（2013）和《周作人译文全集》（2013）。
相对而言，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的编者虽非学者，而是出版人，却依然有较高可信度。此次编校团队除江奇勇本人外，还有六位，其中编审二位，编辑二位，专职校对二位；拥有正高职称的二人，副高职称四人。六人均曾参加安徽出版集团承担国家基金大型出版项目《昆曲大典》编辑校对工作。
江奇勇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昆曲大典》工作后，对于繁体字、异体字有了极为深入的认识，积累了繁简转化的丰富经验。尤其幸运的是能邀请到《昆曲大典》付印把关签字责任人徐麟先生参加，这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陈集繁体字转换简体字工作的保障，也是我们编校团队的定海神针。”
据悉，在图书付梓之前，译林出版社的责编又逐字比对底本进行了严格编校，同时交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古籍领域的专家全书审读。整个编校过程，每本书稿的审读次数在五次以上。
“应该说，这个版本我们不是为学术研究准备的，而是为普通读者准备的。”江奇勇告诉南都记者。作为《陈寅恪合集》的策划人、编选者和编审组成员，他十分严谨和谦逊地对待此次高难度的编校。“译林出版社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合集》上市以后，欢迎读者朋友能够帮助我们找差错、指缺点，以便我们重印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