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是我们的怀旧，小鲜肉却是我们的现实
明星不再需要作品，他们自身就是作品。
责任编辑：沈小山
明星不再需要作品，他们自身就是作品。
又到了『一岁一「哭」荣』的日子。
我们能在很多公号文章，或剪辑视频里，得见张国荣的好。
其实不止张国荣，放大到彼时的香港电影或艺人，都会时不时因为「影视混剪视频」，或网友扒出的「艺人古早片段」，而莫名地在网络上翻红。
比如前段时间，自称是剪辑新手的B站UP主「一本正经的小方」，用杨千嬅的《处处吻》做BGM，把香港黄金时代的女艺人，如王祖贤、李嘉欣、邱淑贞、陈宝莲、张曼玉、李丽珍、朱茵等在银幕上的惊艳时刻，混剪成名为《<处处吻>，愣着干嘛，近来白嫖啊》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684.1万，光弹幕数就有3.9万之多——人们对之的兴趣浓郁程度，可见一斑。
这种创意寥寥的香港影视或艺人混剪视频，之所以能成「流量之王」，从心理层面看，跟人们情不自禁地缅怀张国荣，和时不时喟叹香港电影没落，并对当下的造星模式感到失望，之间是同气连枝的。
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多么怀念张国荣，就多么怀念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也就多么愤慨于当下的造星娱乐——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白：当年的港影和艺人越是被奉若神灵，现下的小鲜肉、小鲜花们就越是不被认可。
但这种落差和相斥，并不代表两者在当下消费环境里的真实状态。
就像是，即便如王家卫、杜琪峰和周星驰，被主流媒体认定为传承着香港电影的精神脉络，但他们的电影在接受更大的市场检验时，效果却并不理想；就像是，媒体舆论始终在诟病甚至鞭笞当下的小鲜肉和小鲜花，却总有千万级的粉丝和流量，为他们欢呼雀跃、争相买单。这里边固然有作为受众的消费群体，存在分化、割裂甚至代沟的现实，但它其实也有着更大的社会隐喻，即：
张国荣们是我们的怀旧，小鲜肉们却是我们的现实。
这句话里，没有抬高或贬低谁的意思。这只是我们的娱乐市场摸索至今的必然结果——当下的造星模式，基本是在模拟韩国，鲜肉们的言行坐卧、一颦一笑甚至七情六欲，都模式化得像流水线下的标准件，帅、美、萌、酷成了他们身体的本能选择，而这也是他们存活于市场的唯一价值：剔除现实，提供幻觉。
也恰恰是单调乏味的审美现状，为人们缅怀过去提供了窗口。
比如最常见的「影视混剪视频」，或网友扒出的「艺人古早片段」，常会引来大批网友的惊叹，让他们发出「那个年代的明星好靓啊」的赞美。
难道现下的鲜肉、鲜花们不美吗？
当然不是！只是他们美的方式完全不同。
说个细节，且不提笼统化的尖下巴，就单说眉毛：当下的女艺人，群体性偏爱一字眉，也不管合适不合适；但在黄金时期的香江美人那里，每个人的眉毛都会根据自身的脸型和气质来修饰，像王祖贤，她的五官偏英气，所以她的眉毛就会相应地浓黑一些，而同时期的邱淑贞，每次出镜都是眉毛细长，关之琳的眉毛就常偏向剑眉。
也就是说，如果单从颜值的角度看，时下艺人的美严重趋同，像对着同一个模板复制、粘贴而来；而黄金时期的香江美人，却千姿百态、各有神色。
当然，外貌颜值还只是表面原因，主流市场不停怀旧，还有其深层缘由，那就是作品。
当下娱乐工业的造星运动，本质是在打造明星及其人设：无论银幕内外、线下线上，鲜肉们本身就是角色，他们的生活就是影视作品，表演就在明星们的日常生活里进行。以此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和人设概念，联手打破了生活、作品和观众之间界限，让我们与明星们失去了审美距离，让一切都变得简单粗暴：大家要做、能做且在做的，就是围观明星，以及他的私生活。
明星不再需要作品，他们自身就是作品。
撇开道德衡量和价值判断，鲜肉们这种生活化、碎片化、实时化的人设构建，在技术层面上背叛了演员和表演之间的神秘感，同时也失去了影视作品本该拥有的精巧、深度和余味，以至于在回味他们的角色和表演时，观众品咂不出更值得咀嚼的韵味来。
在这样的娱乐工业环境里，谁能更早地摆脱刻板的明星范式，谁就能更早地突出重围。比如周冬雨，比如易烊千玺，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他们是在靠作品为自己代言，而不是用人设为自己代言。
作品层面近乎荒芜且统一的审美环境，再次为怀旧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彼时的香港电影和艺人们。比如张国荣，他的银幕形象不仅多变，而且魅力四射：他既能在《纵横四海》里扮演风流倜傥的江洋大盗，又能在《英雄本色》里出演懵懂稚拙的警察新丁，还可以是《倩女幽魂》里单薄瘦弱的穷书生，也可以是《胭脂扣》里痴情却怯懦的十二少，还能在《霸王别姬》化身人戏不分的程蝶衣……
撇开多重身份，即便只在演员层面上，你也没办法定义张国荣的美丽、深厚和多变；哪怕只在电影里，他也可以为观众提供无限个理解他和世界的可能。更别他提那些被传为美谈的善良、低调、细心和敬业，如此等等——从自身特质到角色演绎的复合，让张国荣成了一个复杂、浑厚且沉甸的认知对象：每当你以为靠近他时，总发现他还有更多惊喜等待着你；或者说，你理解的张国荣确实是张国荣，可又不是全部的张国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根源还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
彼时的香港电影和艺人，首先在视觉装扮上，影响着国人对时尚的理解。比如至今都被追捧的「港风妆容」，那上挑的眉峰和秀气的细眉，比当下偏平粗的韩式眉形，显得更加英气和灵动；尤其特别的是彼时的女星，更偏爱大地色系的眼影，以及鲜艳的砖红或大红唇色，这比主打清纯的韩妆，更加妩媚动人——人们如此偏爱这种妆容，以至于发明了「港风滤镜」，试图在照片里寻回往昔的惊艳。
但那个时期之所以值得缅怀，除了浅层的妆容造型，还有更深层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彼时香港电影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问题——它既重塑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又显出了对时下价值观的排斥和拒绝。
这也是香港电影走向没落的根由：彼时港片的基本价值观，与当下的文化环境不再相容。
江湖武侠、黑帮兄弟、警察卧底，和无厘头，是香港电影最常见的标识，它们一道构筑起港片的价值取向：崇拜江湖化的个人主义，对抗体制化的宏大叙事；赞扬无厘头的草根底层，贬斥假道学的精英主义。
在彼时的港片眼里，真正的反派是这个世道，以及主导这个世道的人群。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个人主义和兄弟情义，就是底层人群抱团自救的最好出路；而对兄弟的背叛和出卖，却总能演绎出最有力量的香港电影——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有着世界上最多也最好的卧底电影的原因，比如林岭东的《龙虎风云》，刘伟强的《无间道》，林超贤的《线人》，以及在香港电影里被反复演绎的「刺马」题材（如陈可辛的《投名状》）。
类似的还有对抗精英主义的无厘头，它用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混不吝，对抗来自现实的生存压力，并在这种佯狂的贬损和自虐里，寻获到自我的价值。在港片里，他们不相信宏大叙事，更青睐草根精神。
在港产爱情片里，这种精神被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在表面上觊觎布尔乔亚式的爱情生活，但传递出来的却是人们在追求这种爱情时候的艰辛与磨难，比如张国荣和梅艳芳的《胭脂扣》、周润发和张艾嘉的《阿郎的故事》、刘德华和吴倩莲的《天若有情》、张曼玉和黎明的《甜蜜蜜》、周星驰和张柏芝的《喜剧之王》。
觊觎布尔乔亚式的爱情，却困囿在贫瘠的生活现状里——黄金时期的香港电影，就这样戳破了我们真实处境，同时也超越了当下近乎炫富却不现实的爱情电影。换句话说就是：彼时的港产爱情片，讲述的是属于穷人的、凡人的爱情，就像周润发和钟楚红《秋天的童话》；而当下的爱情电影，更像是幻觉，无论美好或伤痛，它们都那么地不接地气。
这就是我们怀念香港电影的原因，也是我们喟叹港影没落的原因，更是我们17年来不停地缅怀张国荣的原因。因为那时的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有着世俗却非凡的乐观精神，有着对底层人审慎的尊重和关怀，有着对生命活力不论是非的赞美和颂扬——这不仅对从小就浸淫在大一统教育体系里的受众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也对娱乐审美如此扁平狭隘的受众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不过很可惜，在追求大一统的文化语境里，彼时港影港人凝聚的精神内核，早已变得不合时宜。时过境迁的文化环境，注定了港影、港人要辉煌不再，也注定他们只能像张国荣这样，被时不时地用以缅怀。
（来源：南都周刊）
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