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律师有力无心，普通律师有心无力”

2019年4月17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判办公大楼。 （钟建林/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3月26日《南方周末》）

斩断律师调解员身份与其委托代理人身份可能产生的瓜葛，是律师调解制度化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打电话时，一听说你是律师，就有抵触心理，问法院怎么不打电话，然后他就拒绝，我们没办法，只能把案子退回法院。”

李萍是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两年前，她成了长沙市芙蓉区法院一名律师调解员。每次她主持调解成功达成的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就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

“律师调解目前来看还是最专业、最迅速的一种调解方式。”经验丰富的李萍乐享当“法官”的乐趣，两年多来，她已调解近70宗案件。

始于2017年的“律师调解”，意在推进“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当年9月，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作为试点法院之一，芙蓉区法院次月成立了律师调解室。

律师调解是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之后，又一独立的调解模式，与它们有所不同。

就调解员资质而言，律师调解员必须是律师，但成为人民调解员，只要拥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就可以。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不得收费，而律师调解除了公益调解，是可以收取费用的。

从制度设计到日常实践，律师试点启动两年多以来，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上作了有效的探索，也暴露出一系列的困境，尚有多个症结待解。

无需对接书记员

“新冠疫情”期间，李萍通过微信主持了一次调解。

2020年2月24日，她接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系统”随机委派的一起案件，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原告戴某称，2019年4月20日，他被黄某驾驶的小型客车撞伤，交警认定黄某承担主要责任，戴某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损失共计21300元。

根据系统信息的提示，李萍要在一天之内确认是否接案，否则案件将被退回。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设计的这套系统，她可以直接查看案件相关材料，无需与书记员对接。

平时，调解要在法院的律师调解室进行。但考虑是在疫情期间，法院允许通过微信调解。

通知原、被告双方后，李萍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我说案子标的很小，又买了保险，能不能先谈一下。”李萍说，双方都没有拒绝她的建议，但被告态度很勉强，“他觉得买了保险，由保险公司去谈就可以”。

按照保单上的联系方式，李萍联系上本案对接人。一问才知道，保险公司尚未启动赔付流程，因为“肇事方没有积极找保险索赔”，李萍劝保险公司尽快提交赔付方案。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为21591元。

双方很快谈拢。3月11日，李萍与双方去了一趟芙蓉区法院，立案庭制作了民事调解书，确认调解结果。

试点方案中规定，对调解生效后不能即时履行、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