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新冠肺炎：

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的医疗组在讨论患者救治方案（3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图）

SARS以来的十七年，疾控系统在信息上报、检测能力上水平大幅提升，但权责不对等、资金窘迫、人员流失等问题依旧突出。

疾控是以监测数据为主的技术部门，如果用监测的数据来考核疾控中心，“这会造成一些疾控人员对数字的敏感，对数字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各级疾控受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这次疫情给人感觉疾控中心很硬气，但其实它日常的地位特别低……主任相当于（县卫健）局里一个股长，中层相当于局里一个员工，那疾控的一般职工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们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地位太低了。”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院士在总结防控短板时说。

此次疫情中，疾控部门多次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失职与无权的辩论，也始终没有停止。

与医生不同，这个群体始终工作于公众视线的边缘处。

疫情期间，南方周末记者联系采访了数十位疾控人员，发现自SARS以来的十七年，疾控系统在信息上报、检测能力上水平大幅提升，但权责不对等、资金窘迫、人员流失等问题依旧突出。

十七年的变与未变

“如果不是SARS，我们单位都要消失了。”顾小虞毕业于预防医学本科，2002年，入职于中国西北某市的一个区级疾控中心。

当时，该区疾控中心仅成立一年，由于财政经费紧张，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将其转为自收自支单位，完全推向市场。

让局势陡变的，是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过后，卫生防疫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

谢尧是东南某市的疾控中心副主任。他看到，SARS之后，疾控中心最直观的变化是硬件设施和实验室设备的投入。“SARS期间，核酸检测还只能在国家做，现在市级也可以做分子生物学检测了。”

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司长、前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于竞进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2003年，全国各级财政投入116亿建设疾控中心，改善基础设施。

SARS之后，最核心的投入是重金打造了一套“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但在对这套系统的调查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它应对已知传染病如鼠疫等显现出了效果，但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作为该系统模块之一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展示出足够的作用。

据国家科技部官网，到2007年，国内各级疾控中心已有3585个，全职人员近20万。

然而，SARS之后的中国疾控并非一路坦途，而是经受了波折，再度边缘化。多位采访对象提到，疾控边缘化的转折点是2009年左右。

对此，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曾诚撰文分析，“新医改”的核心是政府解决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问题。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花了多少钱，治了多少病人，是一个可量化的指标，于是大笔资金优先投入治疗环节。而上游的预防环节，工作做得越好，反而越太平无事——难以量化评估的成效，让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再次成为被冷落的角色。

他举了一组数据：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拨款5.29亿，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反之，2014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36.19亿，2019年增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