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北京 鲁迅的跨国FANS

在上世纪60年代，帕慕克就在土耳其读到了《呐喊》译本。此次中国行,他随身带着那本1968年出版的 《呐喊》英文版，书页已经发黄。


大雨滂沱里,帕慕克在鲁迅的故里绍兴逡巡。这次绍兴之旅,帕慕克等了近40年。在上世纪60年代，帕慕克就在土耳其读到了《呐喊》译本。此次中国行,他随身带着那本1968年出版的《呐喊》英文版，书页已经发黄。他要把这本发黄的书送给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帕慕克是喜欢鲁迅的。5月31日下午的上外研讨会一结束，他就跑去上外对面的鲁迅公园。在鲁迅公园变为儿童游乐场、老年健身场所后，很少有人专程为了鲁迅而去那里。

除了鲁迅，在中国作家中，帕慕克还读过《论语》，喜欢莫言的作品，知道铁凝。他对中国充满好奇。

5月28日中午12点15分，帕慕克来到浙江。从北京飞抵萧山机场。在绍兴酒店换了身衣服，脱下深蓝色衬衫，换上墨绿色运动T恤、白色棒球帽，没有吃饭就离开酒店，直奔仓桥直街、鲁迅故居、兰亭。

行走在雨里，帕慕克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漫步。潺潺流水、粉墙黛瓦，他惊喜于失落的传统文化在绍兴完好地被保存。他说，生活在绍兴真是太好了。在回答一个中国大学生的提问时，他说，此次中国之行，“想看那些古老城市、传统文化是如何在现代都市里被保存下来的，比如书法、绘画”。

晚上，帕慕克在绍兴文理学院的报告厅里作了一场名为《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演讲。相比之前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演讲气氛，绍兴显得很火爆。报告厅里挤进了一千多人。从讲台到第一排观众席之间，席地坐了四排听众，满头白发的外教也在其中。走廊外面水泄不通。

陪同帕慕克的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用“失态”形容帕慕克当天的表现，“这7天里，我没见过他这么激动，说话磕巴了，语调不自然，一句话颠来倒去说了四五遍。在回来的路上，他特别高兴，手舞足蹈，走路几乎跳起来”。

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地接待方对帕慕克的到来都是高度重视的，在绍兴、杭州的旅游局网站上，几天前就报道，为了迎接帕慕克的到来，景点提前演练，做好一切接待工作。当帕慕克在杭州灵隐寺的售票处排队时，有人建议公园管理方开绿灯，但却遭到帕慕克的拒绝。这不是帕慕克第一次拒绝。他一次次拒绝了主办方的午餐安排，饿着肚子，细细地看那些南北派绘画、前朝的屋檐、旧时的建筑。

5月29日中午，杭州接待方在著名的杭帮菜餐馆楼外楼设宴。饭后，帕慕克一个人出去，在西湖边走了很久。回来后，他就宣布取消下午游湖的计划，直接去上海。而原计划是要在杭州待一天的。

这是帕慕克第一次来上海。在短短两天上海行中，帕慕克去了两次上海博物馆。频繁光顾上博的原因，和他三顾故宫的原因一样——里头有很多古代艺术品。5月30日一大早，帕慕克就去上博，参观了青铜器、印章、家具等，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古代书画馆”里的写意水墨画。他在上博买了数万元的画册。

另一厢，为了能和帕慕克面对面，亲耳听帕慕克发表致辞，很多读者提前1个小时就来到上海书城七楼贵宾厅占位置。帕慕克的致辞很短，仅回答了一个问题，就直接进入签名环节。吸取北京签售的经验，上海每位读者只签1本。更多的时间，帕慕克还是想留给书店。

签售结束后，他在书城七楼的艺术图书区逗留，几乎忘记了时间。等他离开书城时，福州路上的很多书店已经关门了。 而他的原计划是去福州路的二手书店淘书的。失望之余，他只能在外文书店里的一楼和三楼美术书店待了很久。

如果说此次帕慕克中国行有什么重头行程的话，中国社科院研讨会因为帕慕克的缺席有些空落，而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十几位学者与帕慕克的对谈则激起了帕慕克的谈兴。他称和谈铮的对谈像是和一个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他在回答陈村的“八卦”问题时说，在1991年他的女儿出生之前的15年里，晚上11点到凌晨4点是他写作的黄金时间，早晨4点到中午12点睡觉。 而在女儿出生之后，他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变成了一个早起的人。每天早晨5点起床工作，7点之后送女儿上学前班去。5点到7点是写作的黄金时间。“当别人在睡觉而我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陈村最后问帕慕克，如果作为调剂，当写作疲劳时，他会去哪里旅游？帕慕克回答，如果我有麻烦的时候，我就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