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重症病人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湖北省医疗救治组专家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冠肺炎重症病区与患者交谈。 （新华社/图）

就在徐慧连觉得患者能化险为夷时，一天后交班的她却发现，这位患者的床已经换了人，“满打满算也就一天时间”。在武汉，一切都很快:突然间，眼前的患者成了死亡统计里的“1”。

有人说，“插管小分队”之说还不够悲壮，应该叫“敢死队”——插管的那一刻，麻醉师需凑近患者的口腔才能看到气管开口，尽可能将软管置入气管内，病人的呼吸道会喷涌出传播力极强的气溶胶。

国家卫健委重症巡查组的专家分成12个组，搭配武汉本地专家，每天从各家定点医院的ICU病房“捞人”：对轻症病人进行评估，筛查出重症病人，将其转至救治重症和危重症的定点医院。

杨芳的生命掌握在一根软管能否顺利插入喉咙。

推入镇静剂和肌肉松弛药，意识已模糊的67岁老人杨芳随即陷入昏睡状态，慢慢安静下来。从注射麻醉药到停止自主呼吸，留给“插管小分队”的时间窗口只有90秒——其中还包括麻醉药起效的60秒。

保护口唇，可视喉镜挑开嘴巴和咽喉。“能看见吗？”“能。”短促答复中，麻醉师迅即递上一根长约22厘米、内径8毫米的软管。此时，麻醉师的双眼正和杨芳的口鼻相对，看到气管开口，软管才能置入气管内。

软管有惊无险地从口腔置入，直抵声门，插入气管。30秒内，杨芳的气道直接开放，肺部气溶胶直冲而出，直抵麻醉师的正压防护头套——近距离呼吸道接触，这是医护人员感染风险最高的动作。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病床上，患者的各项机能通过监测仪器上的滴滴声有节奏地发出信号，杨芳的主治医师刘勇军稍稍松了口气。这一天，是刘勇军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驰援的第10天，他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刘勇军记得，杨芳戴着鼻氧管刚转来时，血氧饱和度（血液中血氧的浓度，观察病人呼吸循环的参数）只有八十多，远低于93%的及格线。那天是2月8日傍晚7点。

戴上无创呼吸面罩后，患者病情平稳了三天。但三天后，只要摘下氧气面罩，哪怕喝口水、吃口饭，血氧饱和度就蹭蹭往下掉。重力让处于底部的肺泡被“压塌”，为了帮杨芳打开肺泡，引流和排出痰液，全副武装的护士必须给她翻身，白天翻成俯卧位，晚上再翻回来。

“谈脱离危险还为时过早。”插管后的第二天，杨芳的病情依然不见改观。肾衰、肌钙蛋白（心肌损害标志物）升高、血压往下掉……脏器衰竭的迹象依次出现。

对于刘勇军而言，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险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生或死，在2020年的江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有时甚至取决于有没有一根输氧管。

新冠肺炎患者中，约有10%-20%会发展成重症——气促，呼吸频率每分钟大于30次；正常状态下指尖的血氧饱和度小于93%。重症中，又有少数会发展成危重症——患者需要在呼吸机的帮助下维持气道通畅，有些出现休克，还伴有其他器官功能衰竭。

事实上，自2月9日以来，大量在前期无法入院而被延误的病人转入重症救治定点医院，门诊压力减小，重症病房里的空气却越来越凝重。

8326，7355，426——这是截至2月25日分布在湖北省、武汉市和湖北之外的重症病例数。简单估算，2月初武汉的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国总体水平的30倍。与死神赛跑，抢救重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