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搞错了”

1970年代，美国汉学分得很清楚。一群人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对现代中国感兴趣，是政治学专家；另一群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感兴趣。很少有谁两边都参加。这两群人彼此看不起。研究古代的，觉得研究现代的语言没有学习好，不仅文言文不会读，连现代的报纸都不会读，学问不怎么好。搞现代政治学的人，就觉得搞古代的那些人是书虫，一天到晚研究没用的东西。

（龙健/图）

在欧美，中国研究也叫“汉学”。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则素有“汉学界的标杆”之称。如今，他已经与中国结缘五十年了。从“什么都不懂”到“可以翻译唐诗”再到“天天说中文”，他只用了两个夏天。

从说中文到了解中国，汉学大师们当然要更多的时间。正如汉学家柯马丁在北京演讲时所言：“世界上有很多中国，学术的中国、政治的中国，但对我最重要的是我老师的中国。”

艾朗诺与中国结缘，也与白先勇、卫德明和司礼义等老师息息相关。华盛顿大学的卫德明教授是德裔，在山东青岛长大。他讲课非常热情，抽烟，热情高涨，一节课下来黑板就写满了。偶有错字，其他中国同学都不说话，只有总迟到的陈毓贤举手：“老师，恐怕那个字写错了！”

几次下来，艾朗诺注意到这位女同学。陈毓贤是华侨，在台湾念过大学。她近年著文回忆往事，说自己本来不想做长远打算，但艾朗诺把脸一沉：“等到你做决定，我可能已不在了。”陈毓贤脱口而出：“那我们不如结婚！”两人结婚时邀请卫德明，但老师年事已高，没法参加。

“我在家不说中文，因为Susan（注：陈毓贤的英文名）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太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艾朗诺尽量讲汉语。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们在生活中通常文绉绉，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就习惯把“密西西比河”说成“密西西比川”。但艾朗诺的中文特别活：“青岛人好像很爱游泳，而且海水非常干净，我希望现在还是那么干净。那时候，男人除了泳裤之外脱得光光，就到海里去。”

艾朗诺十多年前就去过青岛，因为爱游泳，自己又在美国的海滨城市长大，对那里产生了天然的好感。如何理解“海”，东西方有不同的印象和传统。类似例子在20世纪比比皆是，有历史书写的原因，也出于冷战缘故。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照艾朗诺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