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的“三城记”

天津静园，溥仪与婉容在这里居住两年有余。如今步入修缮完毕对外开放的静园，Q版的“皇上皇后”在此“迎宾”，观众还可以在他们后面的凉亭中品尝“皇后甜品”。 （孟慧忠/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30日《南方周末》）

末代皇后婉容的一生如同一叶浮萍随波逐流，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长春，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曾留下她短暂的高光时刻，长春伪满皇宫则记录下她最不幸的岁月，最后在边境小城延吉化作一抔黄土，让婉容的一生极富戏剧性，更让后世看客唏嘘不已。

民国13年(1924年)11月5日上午九时许，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清室离宫。已退位多年、正在皇后郭布罗·婉容所住的储秀宫吃着水果聊天的末代皇帝溥仪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军警将溥仪等人幽闭在溥仪“老家”——后海附近的醇亲王府内;第二天，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就对外宣布“容留溥仪”。当月29日，已成“北漂”的他撇下婉容、文绣，潜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直至12月初，日本政府正式认可庇护后，婉容等人才被接入公使馆。

不管是形势所迫抑或有意为之，这都不是溥仪因为自己的“事业”或曰前途而抛下婉容“先行一步”的唯一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后海附近的醇亲王府，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 （孟慧忠/图）

北京:终身大事

甚至，从两人婚姻的“原点”来看，婉容都不是溥仪的首选。1922年，清室为溥仪选后，送上四张照片供他选择，“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溥仪的圈儿画在了文绣的相片上，但因为端康皇贵妃(光绪帝瑾妃)的坚持，当时住在天津的婉容才被选为皇后。

入宫后，这位少时即由家庭教师教授古文、钢琴，甚至由美国人任萨姆(IsabelIngram)讲授英文、颇为新派的贵族小姐与溥仪的关系颇为和美了一阵，他们吃西餐、看电影、骑自行车，吟诗作画弹琴养狗养鹿，婉容还时常给溥仪写“Elizabeth致Henry”的英文短信——英文名字都是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起的。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婚姻的隐患与时代的乌云已经笼罩在婉容身上——溥仪与婉容无法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个中原因外界猜测莫衷一是:溥仪生理欠缺或同性恋倾向，亦有一心向佛影响婚姻生活之说。或是出于空虚，或是出于模仿，抑或为了缓解痛经，1924年秋，早年间受继母恒馨影响已经学会抽香烟的婉容习得了如何抽大烟。可以说，1922年12月1日，当婉容乘坐的大婚凤辇通过拓宽了的今帽儿胡同35号院及37号院的郭布罗家旧居大门、进宫为后的那一刻，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

婉容摄于故宫御花园。 （张亚萌供图/图）

天津:张园幻梦

但在当时，生活尚未对婉容露出狰狞的獠牙。

民国时期，失去权势的晚清贵胄、失利军阀、官僚政客会纷纷蛰居天津，住进海河两岸的租界，形成所谓“寓公”的特殊群体。1925年2月23日，天津“寓公”群体又添重磅人物——溥仪一家坐火车到天津，暂住大和旅馆，与孙中山第四次访津相距54天后，溥仪也住进了日租界宫岛街张园。

昔日天津日租界。 （张亚萌供图/图）

如今位于鞍山道和山西路交口的张园，在上世纪20年代是张之洞搞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张彪的房产。张彪在园中建起西洋古典风格的主楼“平远楼”，在主楼后面为子女建了八所住宅，取名“宏济里”，如今叫“鸿记里”。为了迎接“皇上”，张彪又在平远楼顶加盖了饭厅、游艺室和客厅，园内右侧为随从和下人盖了四间平房，还有传达室、总务所、汽车库等。在平远楼内，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客厅、餐厅和各自的卧室，文绣的房间则在一楼。

在张园，遗老旧臣将溥仪出宫目为“皇上蒙尘”，拼凑了庞大的办事机构，遗老遗少甚至遗孙都拉来当办事人员;溥仪在张园发“谕旨”，给活人任命官职，对死者颁赐谥号——张园给了溥仪夫妇回到封建王朝的希望，又让他们拥有了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舒适明亮的楼房代替了沉重昏暗的宫室，松软的沙发代替了雕花木椅，席梦思床代替了又窄又硬的睡炕，冬天室内的暖气代替了令人讨厌的熏炉，还有随时可以使用的沐浴设备、干净方便的抽水马桶。

今日张园，现在是中共天津市委旧址纪念馆。 （孟慧忠/图）

张园不远即是段祺瑞的小舅子、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的宅邸，很多房间更与吴府隔窗可望，因而曾发生过吴府仆人偷窥婉容更衣的风波，但“张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没有掩饰对张园的喜爱。

比他更爱天津的是婉容。20世纪20年代，天津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时尚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