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仁：经典作品具有恒久精神价值

张守仁在书房中。莫倩如 摄

张守仁

生于1933年，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十月》文学期刊创始人之一，曾任《十月》杂志副主编。

耄耋之年的张守仁，幽居在北京出版集团背后的家属楼里。因为妻子爱整洁，他的家中在书房以外看不见一本书。那间十几平米的书斋斗室，也是归置清爽、窗明几净。书桌上放着最新一期《十月》杂志。虽已退休几十年，这位老编辑依然保持着对当下文坛的关切。

他是文学出版界的耆宿，被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1978年，张守仁和王世敏、章仲锷三人共同创建了《十月》杂志。

张守仁经历了从《十月》创刊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和《十月》扶持、培养的众多作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史铁生、苇岸、胡冬林……这些新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烁熠的名字，都曾与他推心置腹、促膝长谈、互称知己。为了将《十月》办成全国一流的杂志，张守仁一边待作家如亲人，一边为了拿到好稿“不择手段”。最鼎盛时期，《十月》杂志发行量达到六七十万册。他将自己与几代作家的交往写入《名作家记》一书，往事历历在目、生鲜活色，绘刻出一段血肉丰满却又鲜为人知的当代文学史。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其散文作品《林中速写》《老船》被收入教科书，并编辑过《世界美文观止》《当代散文选粹》等重要散文集。他又精通俄语、英语，亲自操刀，译有《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作品。

“我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有文学作品的熏陶。”张守仁在采访中告诉南都记者。他深广的学识和随和的性格，使他能够走进作家的心里。而宽泛的阅读、敏锐的洞察，又助他在生活中随处捕捉到美，并转化为诗意文采，在写作中会心一笑。

“我年轻的时候最爱看的两本书，一个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是《牛虻》。实际上它教会了我做真善美的人。”张守仁说。他一辈子和文学打交道，受益良多，也因此坚定地认为，青年人一定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因为它具有持久的、恒久的精神价值。”

访谈

南都：您是一位老编辑，也是一位职业读书人。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书房，您大概有多少藏书？主要是哪些类型的书籍？

张守仁：我研究散文，也写散文，也翻译散文。所以，我家里藏书比较多的是古今中外的散文。多到什么程度呢？大概这种散文集子有一两千册。我花了二十年时间编了一本《世界美文观止》，我看了有上百个国家的优秀散文，大概有一两万篇，从古希腊开始，包括英、美、法、德、日，也有小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中国作家协会曾经委托我编一本散文集，翻译到国外，让外国人看我们的散文。贺敬之的夫人柯岩受青岛出版社委托，编一套书，其中有一本叫《外国散文》，她问作家周明，谁编合适，周明说当然应该由张守仁来编，我又编了一本《外国散文》。后来因为柯岩去世，这本书也不了了之。我也受中国作家出版社委托，编过一本《当代散文选粹》。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世界美文观止》了。这本已经成为很多作家的工具书了。

我有自己的散文理论，我和贾平凹详细研究过怎么把散文写好。因为这个原因，我收集的散文集子很多很多。我上大学的时候经济上不那么宽裕。当时北京王府井北端西侧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是我经常去的。那时候泰戈尔的一本精装本散文诗要20块钱，那是1959年，相当于我两个月的饭费。我就是放下去，又拿起来。后来我还是买了，买了以后每顿饭就不吃菜了。吃饭拌点酱油。由这个例子说明，我对中外散文集的收集是不遗余力的。我编这么多散文集没有跑过图书馆。因为我的集子够用了。

南都：您刚才说写散文有自己的理论，能讲讲具体是什么理论吗？

张守仁：我写散文是有一套理论的，九个字，写好散文，“要有我，写独特，独特写。”要写独特的题材，用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细节。我是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评委，因为我对全国的散文很了解。这倒有点像我开一个中药店，中药店里有很多小抽屉，抽屉里不是药材，是一个个散文家的档案。所以谈到某一个散文家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作品非常了解。比方说周晓枫的散文写得相当好，以品格来说几乎可以放在全国前列。比如像新疆有一个叫李娟的，她的散文自然、质朴。有一次办老舍文学奖，我们给她颁奖。最好的情形是这个人还没被发现，但是我发现了。

跟名作家聊天，必须有学养

南都：在《名作家记》里，您写到了几十位跟您打过交道、关系亲密的著名作家。作为编辑，您通过什么方式去和这些人成为朋友？

张守仁：这里的名人，一般的人去采访，他们说的都是官话，很空洞的。我跟这些名作家是无话不谈的。我跟他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要成为他们的对谈者，必须有自己大的阅读范围，必须对这些作家的本身有深刻了解。我举个例子告诉你，我为什么跟这些作家这么好？是和我的阅读有关系的。

比如说汪曾祺。汪曾祺当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在我看来，新时期以后，《北京文学》推出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亮点。他的作品，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还会有人欢迎。而现在很红的一些作品，也许过了三十年就没人看了。我跟汪曾祺无话不谈，这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们也是互不了解的。当时我有点名气，每次出去讲课，每次旅游采风，他都拉着我要住在他的房间。以前出差都是标准间，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汪曾祺叫我小张，我比他小十多岁。我跟他说，人们都说沈从文是你的老师，你是沈从文的弟子。是的，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教过汪曾祺。但我说，其实人们不知道，你的创作风格可不是从沈从文来的，你的创作风格是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那里来的。阿索林的小说是没有故事情节的，是一幅一幅画面，是一段一段对话，是一个一个意识的流动，他的散文也清淡如水，这个风格和你是一样的。你是学习他而成为今天的汪曾祺的。汪曾祺说，小张，中国只有你说了这样的话。我还说，肯定你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读过阿索林的书。汪曾祺说，对对对。当时阿索林的作品是由中国的两个诗人翻译的，一个是戴望舒，一个是卞之琳。汪曾祺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崇拜阿索林……汪曾祺很惊讶，对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是了解汪老的。我跟汪老是不可比的，我做他的学生也都不够格，但是他每次老是拉着我聊天，因为我们是互补的。他各方面的学养比我好，他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课讲的都是中国语言。他的语言清淡如水，但这清淡又是美得不可以承受的。他跟我说，好的语言就像水一样，是不可以切割的。互相连在一起，前后涌动的。他说，小张你知道，我以前在写《沙家浜》的时候，当时没有复印机，演员传阅的过程中，有一份原稿弄丢了。大家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我说，别着急，我坐到打字员身边，把那出戏从头到尾背给他听。我问，汪老，你怎么能背出来？他说，我年轻时候写的作品，半年之内都背诵。因为我的语言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不可以切断。连绵一片，像水一样。

南都：在这本书里有一些栩栩如生的细节，这些细节几十年来一直深深镌刻在您的脑海里吗？您怎么能把它们再现得如此生动准确？

张守仁：我记忆力还可以，但是和真正记忆力好的人还是差距很大的。不过我和作家们谈话谈完了以后，我会偷偷地把谈话的内容记下来。我这本书是根据我六十多本日记的精华写成的，所以有很多生动的细节。

大连有一个作家叫邓刚，我跟他聊天以后，我回到宾馆就赶快记。后来有一次在山东一个地方见面，他说，张老师你不老实，那天你跟我聊天，肯定你偷偷地带了小型录音机，怎么我们几个小时的谈话记得如此头头是道，连数字都那么精确？

为了拿到好稿“不择手段”

南都：您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为什么获得这样的雅号？

张守仁：我编了很多名篇，发现了很多作家。这个名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传开了。现在很多人认为，我这样的编辑以后不可能有了。你又要懂翻译，作品进入教科书，又推出了那么多作家，又待作者如亲人。对我来说，给予就是爱。

名作家给我寄稿，肯定都是好稿。因为什么？他知道张守仁的来稿太多了。他们也知道被张守仁退稿是没有脸面的，所以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结果人家觉得，张守仁这家伙太厉害了，怎么名作家的好稿都给他了？很简单，就是一个诀窍。你要了解他，你要熟悉他。熟悉到什么程度？熟悉到他自己都忘记了一些细节。其实我跟作家关系好，不是因为我的学识，而是因为我的诚。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跟作家们说，文人文人，人比文更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一般人做不到。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抽一支烟，从来没有喝一口酒，从来没有用两分钱买一支冰棍。我有经济能力就要资助人家，我不要求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

南都：您是《十月》杂志的创刊人之一，在全盛时期，它的发行量一度达到六十七万册。为什么那个年代《十月》如此受到读者欢迎？

张守仁：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这个稿子刚投到印刷厂，有一家小说选刊类杂志，就把校样抢走了。我总是把作家最好的东西拿过来，实际上也很自私呀。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手段。比如一个作家写了好东西，准备给别家杂志，我说不行，你必须给我，不然你和谁谁谁有情感关系，我告诉你老婆。于是他乖乖地把稿子给我拿过来了。有时候也是威逼利诱。梁晓声当时写《雪城》，因为人家要抢他的稿子，他偷偷地躲到天津。我们把他又从天津押到北京来。为了拿稿子，什么手段都能使。

我们为了办一流的刊物，用尽心力，实际上我们对作者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我这个编辑比较有责任心，既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提供给读者。我收到的读者来信都是以麻袋来计的。我编《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没有哭，看读者来信哭了。太感人了，原来好的精神食粮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一个小偷偷了人家736块钱，看了《高山下的花环》，他赶紧告诉父母，把钱还掉，要向小说里的人物学习。当时东北广播电台广播《高山下的花环》，零下二十摄氏度，每天播出的时候，在电线杆的大喇叭下围着一圈人，呵着冷气、跺着脚在那里听。一部文学作品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灵魂。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