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子”市域，社会治理有了新命题

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央政法委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

享有地方立法权是市域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优势之一。

浙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吴结兵：“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矛盾牵涉的利益群体、资金往来和具体诉求等要素不断超越传统县域层级能够解决的职权范围。”

和许多政法系统干部一样，鹿霆在2019年的工作中开始接触“市域社会治理”这一新词。鹿霆是济南市委政法委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副局级干部，正在起草济南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起草工作开始前，2019 年11月，“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法就出现在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首次出现“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

在浙江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长吴结兵看来，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围内的落实和体现。与县域社会治理不同，市域社会治理把市域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其内涵强调了设区市党委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与城市治理也不同，市域社会治理更强调市域全域和城乡融合的理念。

“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矛盾牵涉的利益群体、资金往来和具体诉求等要素不断超越传统县域层级能够解决的职权范围。”吴结兵认为，此时提出市域社会治理，既反映了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央社会治理思路的发展。

“终点站”

2018 年6 月之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从来没有在公开报道中出现过。当月4 日，中央政法委于延安干部学院举办的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上，提出要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两个月后，2018 年8 月，毗邻延安的陕西榆林市委政法委就组织了专题研讨班，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探索研究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后，包括天津、山东、浙江等省市也部署推进此项工作。

为加深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全国多个地市纷纷组织起培训班和论坛，邀请社会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