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包弼德讲《大学》如何塑造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近日，《哈佛通识课：改变你和世界的100本书》的音频节目上线喜马拉雅123狂欢节，这是喜马拉雅推出的首个海外自制节目，邀请100位来自哈佛等名校的顶级学者，遴选影响人类历史的100本书并进行全新解读。

包弼德是第一个接受喜马拉雅制作组邀请的哈佛学者。包弼德 (Peter K. Bol)是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七至十七世纪文化精英的研究，著有《宋代历史研究入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历史上的理学》等。

在喜马拉雅App搜索《哈佛通识课》，就可以收听包弼德的《〈大学〉，中华文化中迷人的思想特质》。

包弼德在节目中讲述了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大学》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又如何塑造了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

包弼德认为，《大学》这部影响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书，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通过塑造读书人的价值观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它带给世界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国，一个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国家命运的中国。

背书，要用一种特别的调子

在节目的录制中，包弼德透露了他与中国文化结缘的往事。五十年前，年轻的包弼德怀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强烈兴趣来到台湾，拜在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先生门下。这位老先生是清朝宗室后裔，幼年时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和溥仪一起在宫廷中受教于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老师当中既有像陈宝琛——也就是陈寅恪的祖父——这样的国学大师，也包括像英国人庄士敦那样的西洋学者。

包弼德回忆称，当我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老先生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四书”中重要的章节都背下来。包弼德对老先生的话不以为然：“在美国，已经没有学校和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课文了，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根本背不下来这么多古书。”然而老先生却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背书，要用一种特别的调子。”

就这样，包弼德跟着这位老先生背了四年的经书。几十年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却依然记得老师教他吟诵的，属于那个旧世界的声音。

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信仰

《大学》通篇只有短短205个字，如何在后来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呢？

在包弼德看来，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在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重新发现和阐明了《大学》的意义，将其列为了“四书”之一。二是从元代开始，“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考察内容，《大学》和《论语》、《孟子》以及《中庸》一起，成为了其后历朝历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包弼德认为，朱熹等理学家最大的突破在于，原先的儒家思想被催化成了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世俗信仰。简而言之，世界是一个有内在秩序的、各个部分都彼此相关联的、有机的整体。

作为这个有机而有序的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所生活的真实的人类社会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序性和不和谐：痛苦，墮落，尔虞我诈。

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完美？如果我们想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把它变成有机而有序的自然界的健康的一部分，这么做的依据又在哪里？

包弼德在《大学》中找到了答案：

因为作为生物性的自然人来讲，我们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中就蕴含着潜行于天地万象之下的伟大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人性从根本上而言，是与自然相合的，我们的内心可以感知到自然的和谐和整体性。

在包弼德看来，这种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的假设，构成了宋代以来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强烈的信仰。

也正是基于这一关键的假设，理学家们提出了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人生实践法则。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八条目”，也是《大学》中最核心的内容。这八个步骤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代以后的中华文明，其最鲜明的特色和最伟大的成就，便是知识分子治国。基于科举考试的文官选拔系统，在理论上保证了国家的领导层，是由具有道德责任感的博学之士组成。而科举考试考察的内容，正是以《大学》为代表的四书，以及宋明理学对四书的官方解读。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在熟读《大学》的同时，也将《大学》中所宣扬的价值观内化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柏拉图思想在中国的回音

明代中后期，当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他所注意到的，不是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不是藩王，而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 、领导着整个朝廷和帝国运转的士大夫们。利玛窦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哲学家为王的国度。”而谁说过关于“哲学王”的话呢？是柏拉图。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在柏拉图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应该交给哲学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包弼德在朱熹等人对《大学》的解读中听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回音：

理学家朱熹给了《大学》权威的注释。他曾给皇帝讲学，他说：你本身，你有这个“心”，有心即是有“理”，那么你就得学习这种“理”、并把它付诸实践。朱熹这番话，实际上是把皇帝拉低了，把他拉到了知识分子士大夫中间。在他看来，皇帝并不是一个所谓背负天命的人、一个可以对像朱熹这样的士人发号施令的人。相反，朱熹说应该由他来告诉皇帝事情该怎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有学养的人。”

《大学》最大的文化遗产

以四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他们信奉《大学》中所讲的道德原则，坚信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目标应该从涵养个人的心性与道德做起、从体察身边的草木、鸟兽、虫鱼的“日用工夫”做起。

在包弼德看来《大学》最大的文化遗产，是确立了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包弼德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增长了至少十倍，这是极不寻常的。现在中国有文化的人口数量已经差不多相当于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有文化”，并不只是简单的识字，而是达到了相当层次的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这部影响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小书，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通过塑造读书人的价值观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它带给世界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国，一个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国家命运的中国。

在今天，当漫长的帝王统治落下帷幕，浩浩荡荡的科举成为尘封的往事，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我们是否仍有阅读《大学》的必要呢？包弼德给出了答案。

《大学》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提供了一整套讨论价值观的概念，比如个人、天下；万物、“天理”等等。这些概念已经渗入到中国文化的肌理当中，成为了普通中国人的日用语言。其次，以这些“概念”为支点，《大学》提供了一套将各个概念支点联系起来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路本身，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最后，《大学》是一部关于学习的书。它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让我们明白学习的目的，也让我们知道人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终究可以达成怎样意义深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