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诺曼·梅勒　“美国的托尔斯泰”进入万神殿

    今年6月，诺曼·梅勒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采访者即本文作者劳伦斯·格罗博（左）　劳伦斯·席勒/图

《刽子手之歌》被认为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

　　2007年11月10日， 84岁的诺曼·梅勒因急性肾功能衰竭溘然长逝，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杰出人物。弥留之际，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第六任妻子诺丽丝陪在他身边，9个儿女来了8个，10个孙辈也到了好几个。一个朋友开玩笑：“诺曼，守在这儿的人够两个你用的了。”诺曼挤出一个笑脸。妻子问他：“准备好了吗？”他点点头。她问他：“害怕么？”他摇头——他准备好了。他没畏惧。

“开战就是冲着赚钱”
　　身为作家，诺曼不仅属于他的时代，更属于永恒。他的作品言辞犀利、文风大胆而阳刚，发人深省并且常常会让读者明确地表态站队。2007年5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分子为何可恨（“因为人们深信自己会死得有意义，可是恐怖分子却毁掉这种信念”）并且讽刺总统布什是“精神上的恐怖分子……在恐惧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地方制造恐惧 ”。他概括当前伊拉克冲突局势的错乱说：恐怖分子“打不垮我们。我们能打垮他们，但不是通过战争。我们可以通过数十年不间断的治安维持来打垮他们。但我们却选择开战，因为战争对有些人太有好处了，那些人的动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就是冲着赚钱”。这样的尖锐一如我们期望。
　　在他最后的著作，2007年10月出版的《论上帝：非常谈话》里，他对有组织的宗教和无神论都表示反对，并对“十诫”中的一条提出异议——他认为较之让人在糟糕的婚姻里受罪，男女私通只是小恶。他声言，科技是撒旦最杰出的创造。上帝给我们5种感官，而撒旦发明了头脑。梅勒认为，“我在现代世界里讨厌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超级理性的：公司组织、人定胜天的观念，以及由此急切地、戏剧性地、徒劳无益地空忙活。比如说吧，核弹就是智力的产物……就是……头脑里一次狂想最后得出结论说造出核弹完全有可能……从我自己来说就毫无疑问，魔鬼确实进了人的脑子。”
　　梅勒可不是在静夜里安详睡去的那种人。

“人最后的自卫手段是咬”
　　2007年6月，梅勒来洛杉矶在音乐中心的多萝茜·钱德勒大厅演讲，我跟他单独见过一个小时。他的好朋友也是合作伙伴劳伦斯·席勒撮合了我们的见面，因为我想跟梅勒聊聊他与席勒的交往。席勒认识梅勒是1973年，那时候他在找人给一本玛丽莲·梦露的摄影集写文字。席勒想要15000字，最后梅勒给了8倍之多。这本书大获成功，之后席勒要他继续撰写或合著的作品题材还包括涂鸦艺术、犹他州杀人犯加里·吉尔摩、刺杀总统肯尼迪的奥斯瓦尔德，和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大师罗伯特·汉森。
　　“诺曼是我的救星，”席勒告诉我说。“我去苏联找克格勃要奥斯瓦尔德的档案看，他们不愿意，我说‘我可是带来了美国的托尔斯泰。’他们就明白了。”
　　我在洛杉矶城区南奥利夫街的翁尼旅馆见到梅勒，他正有点不顺心。他本来想住更高档也更安静的贝莱尔酒店。翁尼旅馆灰秃秃的，工业气息的色调把环境弄得很乏味。他拄着两根拐杖走得很慢，晚期哮喘和痰多让他呼吸艰难。他告诉我2004年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得把四颗门牙拔掉，因为他们担心牙周的细菌感染会殃及心脏。他也没问问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少，就同意了。“我不该答应的。”他说，“因为这样我就失去了咬人自卫的能力。这很原始，但人最后一个自卫的手段就是咬……没了这个能力我觉得自己就少了点什么。”
　　我提醒他说我们很久以前见过，那是1983年，他为古埃及题材小说《古代的傍晚》做巡回推介。我为一家有线电视台采访他，之前看到过他抱怨说采访者对他都太毕恭毕敬了，于是我准备了一堆难缠的问题。他说他记得当时我们的激烈对质，那次他最后对我说，“你是要谈我的人生。我不会告诉你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我的素材。就跟我不能把我老婆给你是一回事。那是我的，不是一个采访者能要走的。”

人们期待的梅勒：强烈、残忍、赤裸
　　梅勒是个争议性的作家，他喜欢争论和对质。他的写作是刺激的、自我中心的。我从没读到过哪个作家有他这样明摆着的野心，要做一代人当中最好的作家。他竟敢给自己的一本书起名叫《替自己做广告》。
　　他从哈佛毕业，得了工学学位，然后服兵役，1948年在他25岁上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开始出名。“一夜之间我就从无名之辈成了著名作者，”他对我说。“那时候我连25岁人的一般水准都还不如。突然成功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从‘一个有点天分有点想法有点模样的小伙子’变成不光全国连全世界都认识你，我必须高度地自觉，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有人谈论。没办法做得面面俱到。”
　　接下来他写了36本书，其中12本是小说；他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和众多其他奖项；他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他是《村声》的创办者之一；他竞选纽约市长；在一个聚会上他刺伤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在精神病院呆了一段日子；他写过那个时代最有见地的一些新闻。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一门采访课程时经常提到梅勒，我沮丧地发现学生们都不熟悉他。他们对许多现代美国作家都不熟，这促使我开了第二门课，新闻报道文学。这是种同时教历史和优秀写作的办法。关于梅勒我用的例文是他1960年代的政治作品《夜幕下的大军》和《迈阿密与芝加哥围城记》。为了告诉学生一个优秀的作家能够怎样跳脱陈辞滥调，把（梅勒不喜欢的）理查·尼克松和（梅勒喜欢的）博比·肯尼迪（即罗伯特·肯尼迪）这样的公众人物写出新意，我用了如下段落：
　　“尼克松在电视上出镜让人有近乎恶心的感觉。说话的这个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有着天渊之别，要是美国公众看不出这些讲话言之无物，那这种差别就清清楚楚解释了公众当中的精神分裂……”
　　“他仔细剃净的面孔上别有意味——铁青的脸颊已然显示了这个清早第一缕浅蓝的阴郁气息——有一些许了诺决不离开他的苦恼，有一些关于他将来身后评价的内心交战。这种内心交战准确地体现了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改变：他要转变形象，从貌似殡葬员助手变成貌似一个老骗子决心要当体面人。”
　　不仅仅把尼克松比作殡葬员，而是比作殡葬员助手，4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准确无比。正如他描写博比·肯尼迪的感染力：“他的魅力如同电影明星。跟他哥哥曾经的魅力还不一样，因为杰克·肯尼迪（即约翰·肯尼迪）像是那种每次都能把姑娘从罗纳德·里根手里抢走的重要领袖，不，博比·肯尼迪更有电影明星的气派——他可以填补米基·鲁尼和詹姆斯·迪恩之前的某些神奇空白，迟早会有人找他去演重拍版的《史密斯先生上美京》……”
　　那是1968年的混乱时期，小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都遭暗杀，而尼克松当选总统。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国代会上，警察像棒打家畜般对付会场外抗议越战的人群，把他们捉进班房。梅勒用“芝加哥畜栏”的比喻他的所见，那里囚禁着“上万头狂乱的牲口，牛、羊和猪”。敏锐的读者不用费劲，就能明白他在描述那个时代的暴力：“在屠宰场，每个早晨和下午都有一场屠杀，场景堪比戈雅的画作《战争之灾难》。无数头牲畜给带过围栏，锤子重重砸在头上，然后捆上后腿，头冲下挂在钩子上，沿着吊轨滑走……吊轨上的牲口在精神上形成了一个放大电路——每一次割喉都释放出死亡的嚎叫，传到还没挨刀的下一头，这一头会把电压提高，把这电流逐个传遍倒挂在吊轨上的每一头牲口，刺眼的灯光射进牲口的眼和脑，切开喉管的开口又发出可怕的空洞声响，仿佛死亡真是一条暗河的急流，倒挂着正在死去的兽，恐惧和极度的痛苦又沿着这条线路回授，一直传到围栏和牲圈，甚至传到铁轨上还满载牲口的车皮，再往回——谁知道呢，兽的电压可能如此之高——直到它们最初给赶上卡车运往火车站的那块牧场。”
　　这正是人们期待的梅勒，强烈、残忍、赤裸。虽然很多评论家认为梅勒最好的作品是新闻报道，他却总是因为更喜爱自己的小说而并不看重这些报道作品。

“小说正成为濒危物种”
　　“我惟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就是《夜幕下的大军》。《迈阿密与芝加哥围城记》是部不错的报告文学。《月球上的火光》（一本关于太空和宇航员的书）是本好书。《玛丽莲》是本好传记，但道德上相当堕落。哪儿有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小说就要好多了。”
　　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这样评价梅勒，“人们可能会记得他是散文先驱而不是小说家，觉得他更像卡莱尔而不是海明威。他的文学命运还会更曲折。卡莱尔长年被忽视，无疑是要回到人们视野的。梅勒现在声名显赫，无疑有一天会被遗忘，但也还会再回来，那时候他将成为他的年代道德良知的历史学家，是他那一代作家的代表。”
　　他写中央情报局（《郝勒特的幽灵》）和青年希特勒（《森林城堡》）的小说出版之前，我问过他，他会因为哪本书为人铭记。他回答说，“《裸者与死者》，《鹿园》，《一个美国梦》，《夜幕下的大军》，《玛丽莲》，《我们为何在越南？》，《刽子手之歌》和《古代的傍晚》。这些都有可能。”
　　梅勒同意意大利小说家菲利浦·罗斯的看法，认为小说本身正在成为濒危物种，严肃文学前景堪虞。“在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时代，他们抓住了美国精神的要义，”他说，“那时候，加深你对存在的认识，阅读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作家也更受人尊敬。他们更重要。我们现在从书写转向电子、电视、电脑。出版物行将消失。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总有一天读书会成为一件奢侈的事，如同吃俄罗斯鱼子酱。一切进程都在终结严肃小说这个高级娱乐形式。现在是公司企业在经营美国。公司要好的小说干什么？一个真正的好小说家，可能写出关于公司企业，关于营销是如何胜过了产品质量的好小说，这样的人天堂不让进——他们能去哪儿呢？可破小说永远到处是。”

“没有席勒就没有《刽子手之歌》”
　　梅勒仍从未停止试写伟大的美国小说。他涉猎广泛，从古埃及法老到行走月球的宇航员。他写二战、越战、伊拉克战争，写政治和性，写好莱坞和拳击，写暗杀、间谍，写耶稣、麦当娜、亨利·米勒、毕加索。他还试着编剧并导演电影。梅勒的编辑曾把他比作加索，因为题材和风格的广泛，因为他拒绝衰老或者失去活力。梅勒认为这个比喻“有点堂皇。毕加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具有固定风格特征的，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就是要看这些风格。马蒂斯、雷诺阿、塞尚，樊高更是如此。但毕加索热衷于抛弃现有特征而寻找新的风格。风格和他的身份并没有依附关系；风格是他刺向现实本质的利刃，因此他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和变化。我发现文学风格在我也是一样。”
　　写《刽子手之歌》时，梅勒的文学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故事讲一个卑微杀手的生与死，不知为何他坚信在他被处死时，女友将抛下孩子自杀（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本于198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评论家最多提起的是朴素的文风，而梅勒早期的书从来都不是朴素的。尽管他公开宣称崇拜海明威，但他写得跟海明威一点不像。
　　“那之前一两年我就深受其苦，因为越来越多批评家开始谈论‘梅勒的巴洛克风格’没必要，说我的风格过于华丽，‘要是他能写得朴素点就好了。’我一直觉得写得简单些不成问题，巴洛克风格才难呢，‘但是好吧，我会给你一本朴素风格的书，让你们看看’，我真那么写了。虚荣心使然。”
　　梅勒把这部作品称作“非虚构小说”并号称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但是杜鲁门·卡波特对此很不快，说自己的《冷血》已经这么写过了，他骂梅勒不过是个“改写《纽约每日新闻》的，因为梅勒连加里·吉尔摩的面也没见过”。
　　“杜鲁门觉得我应该向他跪拜并且说：‘伟大的卡波特啊，我能得到你的赐福吗？我可以写一本关于杀手的书吗？’但我没有。他到处说我从没提过他的《冷血》。是啊，我只是认为这本书已经太有名了，还用再提？杜鲁门说我实际上是从《冷血》‘偷招’。谁要是能发现任何两个句子近似，就真是一个文学侦探了。”
　　说到《刽子手之歌》就又得提起劳伦斯·席勒。他拿到了吉尔摩故事的版权，需要梅勒这样的人把它写成一本书。梅勒很有兴趣：“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圣人和精神病患者》，加里·吉尔摩打动了我，他正是这两种角色都符合的人。”他说。
　　“没有席勒，就没有《刽子手之歌》。”梅勒欣然承认，“跟劳伦斯共事让我学会了怎样采访，我从来不认识兴趣跟我相差那么大的人。这家伙了解我不知道的世界，那些人真正勾起了我的兴趣。想当一个好的小说家，就得一直学习，席勒就是这么个人，不论我想不想都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他的那些采访给《刽子手之歌》打下了基础。我们的行事方式是如此不同，所以合作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互补。”
　　梅勒和席勒成了古怪的组合：席勒早年让人当作无赖，因为总是围着死亡故事转，有人形容他是“食腐鸟”。除了吉尔摩，他还出过伦尼·布鲁斯、玛丽莲·梦露、O·J·辛普森等若干名人与死亡案件相关的书。而梅勒信任席勒，他说：“席勒给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过去几年我的部分收入来自于他。”他告诉我，席勒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梅勒还提到一件轶事，他们在苏联调查奥斯瓦尔德档案时吵了一架。之后两人有几个星期不说话，直到梅勒给席勒写了一封信说，“早知道你想让我热脸贴你冷屁股，我就不刮胡子了。”

“愚蠢能激发我的暴力”
　　梅勒感激席勒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复杂性。他痛恨安于现状。“我喜欢让自满的人失去平衡。”他说，“我不能忍受他们安于现状。愚蠢能激发我的暴力，因为我认为愚蠢是你选择的。蠢人与傻子区别很大。傻子是曾经受过伤的人，他们的脑子中存在着柔软、温柔的东西。如果它是永久的，那么它就是感人的、可怜的。蠢人做了一个狡猾的人生决定——如果你保持愚蠢，别人还得来理你，在你身上花好多精力，虽然你并不值得。如果你受得了辱骂，这就是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毒害你周围的一切。因此蠢人最让我不快。我会极尽所能给蠢人扎针儿。”
　　我非常欣赏梅勒能用如此凝练、近乎完美的方式说话。转述他的话，你会发现几乎用不着编辑。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思考方式，我问他是否他还在反思现代生活可怕——这是他经常写到的主题。“只要维持生存的东西还没被榨干，我们就还处在核战的危险中。”他说，“我们和太多的人同住在地球上，住的楼越来越高，全都无比乏味、阴暗、压抑，每起一幢楼都和以前的一样难看，开车时我们呼吸的都是高速公路上污染的空气，到处都是烟雾，棕榈树全都像在墨西哥城一样枯萎，河流都污秽不堪，一切都平淡无奇，做爱只能传染疱疹，等等，而且到处有人得艾滋病死去……要这么看，核弹应该受欢迎。因为那至少是他们最后一把辉煌。白光一闪咱们全都升天。从这一点说，我们身在险境。”
　　他最后的小说《林中城堡》尝试探索阿道夫·希特勒之恶。本来也计划计划出三部曲，和他写太空、古埃及和中央情报局的小说一样。但是梅勒再也无法达成他的宏伟目标。这本小说写作阶段的标题是《希特勒的母亲》，可能吸引更多读者。“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母亲》能卖得更多，但我不喜欢，我觉得太直接了，我不喜欢标题太白。我觉得《森林城堡》是个漂亮名字，小说都没那么漂亮。我想继续写希特勒的书，但能不能就再看了。这些年我答应了太多还没写的书。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小说。写作需要活力，我可能没有这个精力了。”
　　我问他对还没写的题目有没有遗憾。“嗨！”梅勒严厉地说，“知道吗，你问得太多了。”
　　我让步了。自从他声称相信来生，我就很想知道下辈子他想做什么。“没想法。”他答道，“在上帝面前我很谨慎。我可不会说我来生要做什么，我知道一说准没戏，最快了。我想上帝看你一眼，就定了。自从我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自己杀死的蟑螂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