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的病人——谁来救助农村精神病群体

疑似精神病人的农民罗序文，因有暴力倾向，被家人关在笼子至今已有五年。之所以如此，乃因罗家无法负担每月逾2000元的精神治疗费。
令人不安的是，这在农村并非个例。近年来，农村精神病人被野蛮关押，或因缺乏关怀与治疗而伤人杀人的事件，屡见媒体。
他们背后，是被专家估计达2000万左右的中国重性精神病人，是亟待改善的精神治疗国家救助制度……

    41岁的罗序文戴着脚镣，在铁笼里呆了5年。
    铁笼锈迹斑驳，长2米，高约1米，宽80厘米。他只能选择3种姿势：躺下，半卧，当他想坐起来时，双手握住两侧的铁条，用力撑起。这时脚镣叮当作响，他赶紧用破棉袄捂住只穿着短裤的下身。“这是我的金銮殿！”他咧嘴笑了，露出满口黄牙。
    铁笼放在废弃的土坯房里，幽暗，混合着霉味和人体排泄物的臭气。一面墙破了一个大洞。“我自己发脾气打掉的。”他说。
    没人和罗序文说话时，他不时猛力拍打双手，对着空气愤怒地低吼。
    他是江西省都昌县金星村人，家人认定他是精神病人。尽管一些村民不这么认为，但没人愿意介入。“罗家自己的事，我们不敢过问。”这是最普遍的说法。
罗序文的笼中生活
    每天，75岁的母亲张金花送来三餐，冬季是两餐，这和家人一样。
    11月7日的下午餐是一杯米饭，盖着腌菜和肉丝。罗序文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吃饭。母亲面无表情，喃喃对来访的记者说：“你们来拍照，国家是不是有机会给他治病？”
    罗序文的吃喝拉撒都在铁笼里。每隔一段日子，母亲会给他擦身。今年，二哥为他剪过头发。不过，他依然蓬头垢面，胡须蜡黄，指甲长出手指约1厘米。
    上半年，家人给他更换草席，他操起木板，差点打中老母亲的脑袋。“我不恨关我的人。”罗序文语气急促，后来又说，“一言难尽，我很委屈啊。”
    有兴致时，他会说以前的经历：7岁父亲去世，初二不到半学期就辍学，15岁做桶匠（当地制作木桶等的工匠），后来出去打工，回家总是被人嘲笑。
    更多的时候，他喜欢谈论大人物，自称是地球的主人，有2000万资产。

罗序文的精神变异史
    很多村民记得，以前罗序文对外人热情，见面都打招呼。“他只打家里人，怪哥哥不给他娶老婆。”金星村一名老支书说。
    1990年代初，家人发现他行为异常后，“娶老婆”只能成为罗序文的“单相思”。
    他曾看上镇诊所苏医生的小女儿，被大哥罗序财阻止。不久，他怀揣着一把约20厘米长的尖刀想刺死大哥，未遂。这种事成了家常便饭。罗序文曾先后致伤两名亲戚，还想烧母亲的蚊帐、被褥，怀孕的弟媳过来阻止，被他一脚踢开。
    罗序财回答不了三弟行为异常的原因。在县精神病防治站晏丽丽医师眼中，他可能本身具有发病基因，一些突发事件只是诱因。类似案例频现媒体。
    2005年，江西上犹县一名重性精神病人砍杀家人和邻居，造成3死9伤；2006年，另一县73岁老人被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杀死。轰动一时的陕西邱兴华杀人案，其也有精神病史。　　 2002年江西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省精神疾病患者一百多万，其中重性精神病人六十多万。专家估计，全国重性精神病人已逾2000万。
    农村的重性精神病人最缺乏治疗，在如此庞大的病人基数下，酿祸事件更易频发。

杀母未遂被囚笼中
    同样缺乏治疗的罗序文就差点杀了母亲。
    2002年夏天，他突然冲入厨房，用力掐住母亲的脖子。幸好有人在场，母亲才被救。
    此后，家人决定囚禁罗序文。“这都是我说的。”张金花强调。她担心其他儿子涉嫌非法关押，所以一口把责任揽过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罗序财说，“为了自己的安宁，为了不伤害别人。”
    新闻周刊《瞭望》就曾有介绍，成都一精神病女子被家人用铁链囚禁一年之久。一些农村家庭为了不让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往往把他们关在家中不让外出，有的被铁链锁住手脚，有的被关在柴房里，境遇悲惨。
    罗家也用相似手法，兄弟3人找到焊工，花150元做了囚禁弟弟的铁笼。“要能躺下，能坐起吃饭。”罗序财告诉焊工，“不能让他站起来。”“抓捕”过程很迅速，在村里没有引起震动。“晚上七八点，他在外面游荡，很多人都帮了我的忙。”罗序财说。
    刚被囚时，罗序文变得很暴躁。60岁的罗嗣家在铁笼屋旁一条河捕鱼，他经常过去跟罗序文聊天。“问他想出来吗，他说想。”罗嗣家说，“现在问，他不吱声了，只会骂人。”

“这是作孽的事”
    囚禁罗序文是罗家唯一的办法。对不少村民来说，这却是一场道德考验。
    50岁的熊祖林在镇上开了一家焊铁店。5年前，他接到了生平最奇特的生意：“来了兄弟3人，说要焊一个铁笼子关人，那人拿刀杀人，是精神病。”
    他接下了生意。完成后不久，罗嗣家跑过来劝告他：“罗序文是好人（意为正常人）。你不能做。”
    “如果他是正常人，我就做了昧良心的事。”熊祖林后悔了，他找到罗家，试图拿回铁笼。但罗序财的爷爷告诉他，“这是我自家的事”。
    铁笼没有要回来，熊祖林到处打听罗序文底细。他得出了勉强可以安慰自已的结论：罗序文打家里人，是精神病人。
    村民们不愿意谈论此事，但罗嗣家好事，“这个笼子怎么能做？这是作孽的事！”他大声说。他曾打电话给江西媒体，但电话打不通。
    看到电视上播放兄弟间捐肾的新闻，罗嗣家觉得罗家兄弟情义淡薄。他认为兄弟3人应该凑钱将罗序文送去医院治疗，“没钱就去借”。
    罗嗣家看望罗序文的次数，可能比罗家兄弟还多。他甚至有个想法：“蒙面进去，带上钢锯，把笼子锯开扔到水里，放他出来。”但转念又想，“这么棘手的事情，我不沾。”
    在阳峰乡政府（下辖金星村），一名妇女持相异看法：“他可能会人身攻击，而且不用负刑事责任，不能放。”
    三汊港镇派出所（金星村属其辖区）张警官认为，“私自关人肯定违法，就算是精神病人。”但对于精神病人肇事，警方也只能带回其家，听取家人意见处理。
    罗序文追求苏医生女儿未果后，在街上贴大字报骂人。5年过去了，苏家觉得“他挺可怜”，曾劝罗家放人。

不堪承受的精神治疗费
“我们很难受……但没办法。”面对道德谴责，罗序财捂着脑袋低语。
    1999年4月，镇派出所曾接到罗家捉拿罗序文的报案，但只关押了24小时。“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琐事，管不了。”罗序财回忆。
    但罗家没钱把罗序文送去精神病医院。大哥是小学教师，二哥帮人做杂务，四弟在外打工。这个大家庭两万多元的年收入，还不够4个孩子的大学学费，如今已欠下9万元债务。
    县精神病防治站医师晏丽丽介绍，一个月治疗费约2000元，一个疗程是3个月，总共需约6000元，到省里一个月就要五六千元。
    罗家的苦恼在农村具有代表性。
    镇派出所介绍，每个村几乎都有一两个“疯子”，村民们时常会听到“疯子”闹事的消息。而铁笼囚人也成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办法。
    铁匠熊祖林回忆，在罗序文之后，另一郝姓村民也想打铁笼子关人。他坚决拒绝了。
    11月9日，记者去到郝家。郝父亲曾经带着儿子去医院鉴定，属严重神经衰弱导致的精神分裂症。他们与罗家一样，也无钱送儿子去医院治疗。

呼唤国家救助
    除了看病贵，少得可怜的精神病医院也使看病难上加难。江西平均两个县只有一个精神病医院，县级以下基本没有精神医疗机构。
    这种情况与国家对精神病治疗政策的变化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前，我国曾设立过安康医院专门收治重性精神病人，由公安部门负责管理。但后来随着一些地方安康医院的取消，收治这一特殊人群的机构缺乏。80年代后，江西省每年有八十多万元精神病防治研究经费。多年来，这部分投入一直未增。
    根据WHO统计，精神疾病医疗费用应占全民医疗总费用20%左右，但目前我国精神医疗机构的实际收入不及平均数的1/15。精神医疗服务在所有医疗服务中公益性最强，我国恰恰在这方面投入严重不足。
    由此造成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明显，目前江西全省重性精神病人入院率不到10%。在救治罗序文此类疑似精神病人上，农村成了“盲区”。
    罗序文正处“盲区”，记者的到访使当地乡党委决定送他入院治疗，费用双方再作商量。
    然而，当大哥罗序财拿着钢锯、铁锤靠近铁笼时，罗序文暴躁地大喊大叫，往外泼洒排泄物。解决方案只能暂停。
    罗序财不愿再让老母亲操劳，也不想重复以前提心吊胆的生活。他急盼圆满的解决办法。
    罗家的企望在未来或能实现。江西省财政将在未来五年投入3000万元用于省内各精神病院的基本建设，并把重性精神病纳入大病救助范围，以减轻精神病患者家庭负担。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已将精神病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可报销部分费用。
    但这样的国家救助对罗家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罗序财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记者说：“拜托你了，呼吁医院能给我们提供免费或少费的治疗，我代表全家感激不尽。”

    （部分文献引自《瞭望》新闻周刊，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