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的“权力博弈”

企业社会责任是权力博弈的产物。但反过来，它也可以成为壮大影响力的手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深刻影响着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形成与实践开展。

近日，以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Welcome to Sodom》（《欢迎来到罪恶之地》）在一年一度的英国“绿色电影节”上映。

长达九十分钟的影片呈现了加纳Agbogbloshie地区的状况：整个城镇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型垃圾场，灰黑、泥泞的土地上散落着破旧、肮脏的电脑机壳、电器部件、缠成团的电线等，与浓烟蔽日的天空浑然连成一体。大约6000名成年男子、儿童、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废弃物填埋场，靠处理每年非法运输到这里的25万吨旧电脑、智能手机、空调机等的微薄收入维生，任凭有毒物质伤害健康与生命……

现实之困

伴随着电子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很多国家颁布了关于电子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国不仅有《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2016年颁布）等相关法规，还将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等目标提升至了国家战略层面；生产商方面，生产电脑、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产品的跨国公司均将电子产品回收和电子废弃物管理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议题。在观影后的讨论环节，来自加纳的环保运动领袖介绍，许多跨国公司也提供了大笔资金发起各类项目试图改变Agbogbloshie地区的状况。

然而现实情况却很不乐观。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大学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发布的监测报告，2017年全球电子垃圾只有五分之一获得了回收。虽然《巴塞尔公约》明确禁止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运输有毒废弃物，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电子废弃物倾卸图，大量电子垃圾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运输到了中国、印度、墨西哥以及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来自发达国家的电子废弃物，有80%被运送到了发展中国家，由几十万非正式工人进行处理。

权力博弈

电子废弃物处置问题的复杂性，折射出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三组重要关系，分别是国家与社会、国家与资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梳理这三组关系，不仅可以解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之一的电子废弃物处置困难所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在不同背景国家的特征，特别是国家这一角色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量的差异。欧美在18世纪正式形成现代民主国家以前，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并发展出了市民社会，因此国家作为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是在相对完善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并且，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逐步实现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权力分享。这种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社会契约等基础之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国家各方利益协调者角色，而非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主导者。这就不难理解诞生于西方民主国家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来自于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更重要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自发自愿为基础，而非以带有强制色彩的行政指令为驱动力。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加纳，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独立也才不过半个多世纪；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也不过才七十年，通过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的有力增长从而解决温饱也不过发生在最近四十年内。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民希望借助强大的国家力量从而实现富足、稳定，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由国家主导建立、发展市场经济，并以渐进而非激进的方式逐步改革社会领域，也符合人民的期望。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特征。

在《Welcome to Sodom》观影后的讨论环节中可以看到，加纳目前所存在的有法不依、腐败、非法商业行为及居民相对落后的意识、知识、技能等，都加剧了Agbogbloshie地区面临的困难。在加纳企业社会责任破局中，缺少强有力的资源整合者和推动者。试想如果加纳具备了足够强大的立法体系、执法力度、经济发展资源、就业机会，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对外国垃圾说不，是不是也可以相对减少以牺牲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电子废弃物处理业务？

其次，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导致对跨国企业约束的缺失。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特别是跨国企业）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伴随利润增长的还有它们的权力。跨国企业的权力有正面的影响，比如很多跨国企业积极与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等合作，推动全球的环境治理等问题的解决。但同样应该认识到的是，企业可以“跨国”发展，但是却没有一个“跨国政府”来规制它们的行为。纪录片《Welcome to Sodom》提出了一个问题：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信条，不断激发无穷无尽的产品换代、购买行为、淘汰更新，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更多垃圾。没有力量阻止这样的循环。此外，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国家与资本关系下，如果单靠自愿、自律原则，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可以有多少作为和效果？

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无力”。如同电子废弃物回收难题，全球化中的很多重大社会、环境问题很难依靠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手段根治。当然也不应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都推给企业。全球电子废弃物倾卸路线，与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外包路线何其一致：这些电子产品在发达国家完成研发、设计后，交由发展中国家生产然后运回发达国家，消费结束后又运回发展中国家处理、填埋。这背后体现出的是国际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也同样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发展以及实践层面：西方国家开发、主导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由跨国公司带入发展中国家，试图用来提升其社会与环境表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当然不可否认，但是当这一“舶来品”与本土对接时，需要面对诸多复杂情况，克服种种瓶颈。

破局之路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中心角色在上述三组关系的博弈中不言自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的领导、带动下实现有序发展；而在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互动中，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是有效利用外国资本实现本国发展的保证。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是一样，需要重视国家由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比如在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不仅颁布了一系列与推进社会责任相关的法规、政策、标准、意见，并且在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中也可以找到与企业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议题，如环保、扶贫等。因此，在中国，企业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双赢，一定少不了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与配合。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发展本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并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中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将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推向其它国家，则不失为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因为不同于其它工具，企业社会责任的最终目标是造福地球与人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