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事，得失寸心知——陈平原的2018 年 | 2018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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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2018魅力人物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采访

别克致敬2018魅力人物 | 陈平原

陈平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顶尖学者。最可贵的是，他在专注专业的同时保有社会关怀、思想批判和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数十年笔耕不辍之外，始终关注教育改革、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等现实议题，兼具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

2018年12月1日，陈平原（右）领取2018魅力人物奖项

“原本就与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

2018，对我来说是转运的一年。去年大病一场，今春逐渐恢复。北大上课外，开始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上海、潮州、香港、广州、绍兴、东京、深圳、台北等，来回奔波。一定要自我总结，过去的一年，有三个“最”，以及一个“本色当行”。

最得意的是，捐款在中山大学为我三位硕士阶段的导师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设立纪念讲座。说好是静悄悄做的，可被无所不知的新华社记者曝了光，引来一片掌声，反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最意外的是，在友人的鼓励下，分别在北京、潮州、台北举行三次小型书法展，并印出了《学书小集——陈平原书与文》（北京：仰山楼）。答记者问时，我自白：“对于古代中国文人来说，写字就是日常功课，没什么好吹的。有专门名家，但一般读书人只将其作为基本技能，并不靠它谋生。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临某某碑（或帖），这可不是理想的状态”；“学人有自己的名山事业，写字不够专注，也无意成为书家。可修养到了，笔墨就会有自家面目”（朱绍杰《陈平原：学者要有人间情怀，也要有人文趣味》，2018年10月7日《羊城晚报》）。

最应时的是，参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除了几次电视专访，以及三回题为《遥望八十年代》的专题演讲（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京大学），还有就是3月25日出席文汇讲堂主办的两代大学生对话：“青春·奋斗·责任”。相隔40年，77、78级大学生与年轻一辈对话，借用其中一次报道的题目：《破解我们的孤独和两难，致敬你们的奋斗和沉潜》（2018年3月31日《文汇报》）。而《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10月8日）乃“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40年有40人自述，包含《陈平原：黄金八十年代中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结尾处据说让不少人潸然泪下：“面对此番又一次以纪念为名的报道，陈平原提醒，他和其他的受访者今天能接受采访，是因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顺利发展至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像列车急转弯，中国在近几十年中连续地转过了好几个弯，能够到达目前的一站是幸运的，但每一次转弯都要甩出去很多人。陈平原说，‘也请记得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

以上三个小而有趣的“最”，必须配搭出版若干著作这一“本色当行”，方显出这一年的分量。先说旧书，《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韩文译本（金红梅、李恩珠译，昭明出版社）刊行，以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历经波折面世，还有《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筒子楼的故事》、《鲤鱼洲纪事》得以重印，也算业绩，但效果一般。为纪念出版25周年而专门印制的增订本《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恰好碰上金庸先生去世（10月30日），因而被广泛转载或摘编。20年来国家事，早就白云苍狗，诸多长文短札还能被今天的读者接纳，实在很幸运。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是，30年前编选的“漫说文化丛书”，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重新制作，居然还能热销。为这10卷小书的重刊，10月13日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在北京大学再次举行“三人谈”，题为《落花时节读华章——“漫说文化”三十年”》。凤凰网直播时，据说有数万人观看。而根据现场速记修订而成的三万字长文，各媒体分头选用，剪裁眼光大有差别。观察各家媒体标题，由此理解年轻一辈的立场，很有趣味：“现在大家都散了”、“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不变”、“公众号未必出不了散文大家”、“互联网会让散文和诗重新崛起”、“当文学开始下跪和堕落，我们更要阅读”、“今天的中国学界，眼光及趣味离开了市场和读者”、“以前的人长话短说，今天的人生怕不够面面俱到”、“以前是老师告诉学生不要太天真，现在是学生跟老师说别太天真”。

最后该说到新书了，这可是我今年的主要业绩。不说主编的《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就说独立撰写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后者16开本，513页，沉甸甸的，是我经营了20年的专业著作；前者32开本，216页，是精致的小书，带论战性质，目标是回应当下的社会思潮。

5月25日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专题座谈会，有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报》的专题报道，更有《文艺争鸣》2018年第九期集中刊出的10篇短论。我的《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中，有这么一段坦然的自白：“原本就与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

至于初刊于2018年10月28日《北京青年报》的《陈平原：书有书的命运，该出手时就出手》（王勉），谈及撰写《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的心路历程，其中被读者纷纷点赞的是下面这段话：

最低层次的学问就是把资料收集到了，论述能自圆其说；第二个层次，是把关键问题讲清楚了，而且能够说服别人，给大家一个基本确认的定论；再高的层次是，你这个活做得很漂亮，而且可以发凡起例，也就是说可以做榜样，可以成为一个模式，别人可以据此来做，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学问之事，得失寸心知。这本书我用的心思较多，完成状态也较好，自以为达到了第二乃至第三层次。

这就是我的2018，希望“贞下起元”之类的祝福，能够真正落实。

2018年11月5日于东京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