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和两个时代的肖像 | 别克2017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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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全在别克2017魅力人物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别克致敬2017魅力人物 | 肖全

他曾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界先锋人物存照，将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印刻在他的镜头里，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如今他拍摄这一代普通人的复杂表情，在越来越商业的时代依旧保持着他的敏锐，以坦诚与亲和解开被拍摄者的密码。他是肖全。

2017年12月29日，肖全领取别克2017魅力人物奖项

太多人让肖全再拍“我们这一代”

摄影师肖全曾对同行韩磊说，我们不缺制造好图像的能力，我们就缺一样东西——钱。拍“我们这一代”时，肖全常用24毫米的广角镜头，诗人芒克看到自己在镜头里有些变形，拿起电话对肖全破口大骂。肖全懵了。他想着要挣一笔钱去买垂涎已久的20-35毫米的专业镜头，隔着摄影器材店5厘米厚的玻璃，他看见了14000元的标价。

他排斥数码相机是在2007年之前，不成熟的技术使数码成像有时过度柔润。不久，胶卷减产，肖全意识到自己像一个打仗的战士，没胶卷就像战士的枪里没了子弹。多年后，肖全用上了能达到一亿像素的顶级飞思数码相机，与芒克的不快也在几杯啤酒中消解。

此次为肖全拍照的摄影师是胶片爱好者。肖全摆出手撑床、腿交错、肚腩松弛的姿势，看了几眼机器，说自己也有过几台。12年前，他见到南方人物周刊另一位摄影记者的设备，在昏暗的楼道里眼睛亮得像半夜的猫,“你的镜头多少钱？这种红圈佳能镜头大概要一两万吧。”他说自己买不起，没用过。

“还是你以前的照片更亲切一些。”摄影师告诉肖全。肖全过后笑着评价，“这是一个对胶片有特殊情感的摄影师。”拍照时，他凭声音猜出摄影师所用的快门速度。

1991年夏天肖全清脆的快门声被诗人王寅记住，连带快速拍完六个卷的“一见如故”。“当年有不少人请肖全吃饭套近乎，希望跻身这个系列，好像被肖全拍了，就载入了史册一样。‘我们这一代’很像当代文学艺术江湖地位的晴雨计，在最初的‘我们这一代’里出现过的有些人在后来的版本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不曾在最初版本里出现过的人，却在后来的版本里露了脸。”王寅在文章中写。

顾城、崔健、王安忆、贾平凹、王朔、杨丽萍、谭盾、张艺谋、姜文都被肖全摄入镜头，肖全凭“我们这一代”摄影系列声名鹊起。诗人柏桦看过肖全拍的照片后将他叫到家中，说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家。肖全在2005年向记者说了这段往事，“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家”因此成为报道标题，也成为肖全此后的固定头衔。

“我们这一代”的拍摄生于一个念头。肖全在青岛二航校学了一年飞机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后，当过几年空中机械员。在部队里，肖全画画、写作、拉京胡，爱好文艺。1980年的第一天，在礼堂里听邓小平的报告，肖全记得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崭新的80年代，我们一天都不能浪费。

退伍后回到成都已经是1984年，肖全留长发，跟一帮诗人、艺术家混在一起。一天在街上骑着自行车，他偶遇好友钟鸣，诗人钟鸣让他“注意”，说自己办了本刊物《象罔》，要“介绍”他了。

《象罔》第二期策划了美国诗人庞德专集。其中一页，庞德穿黑色长衫，头戴礼帽，持拐走于石桥上。照片底下写着：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如被一掌拍墙上，肖全与照片共鸣，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照片。

20年后，肖全总结自己在拍摄“我们这一代”时是个“收集者”，描述那代人“如何完成他们的理想”。他将与庞德的共鸣归结为自己的敏锐：在部队一次出任务时路过北京，1983年，他在八千米高空看被燕山环绕的北京，生起一刮风黄土就会掩盖北京的悲壮感；学校放学的普通一天，5点左右，肖全回头一看，见一大太阳正往海里边落。他跑去食堂抓了两个馒头翻墙坐到海边看日落，生出感慨：那是个生命，长在海里面；回成都后肖全是一愣头青，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路过包家巷一家妇产医院，鬼使神差地把自行车停在那儿，看着雪花落下如婴儿新生。

“敏锐”未减，十余年后肖全骑马到藏区的梅里雪山吃着盒饭看对面一座山，为好看的山形打了个激灵。晚上他告诉朋友他已经懂得什么叫山，“黑夜里你看不到它，有雾时你看不到它，等到夜幕退去雾散开，你看它多沉着、有力量。它宽恕了一些不懂得它的人从山脚下走过，瞬间接通懂它的人。”他决心做“像山一样”的事情。他见谭盾，夸赞他的音乐、崔健的歌、杨丽萍的舞、张晓刚和何多苓的画，感叹每个人都像山一般难以翻越。

赵野做过几次肖全影展策展人，他描述1988年第一次见到肖全的印象：单纯透明，如一泓清水，真诚地臣服于各种权威，特别是美和名气。钟鸣在2014年所写《<象罔>与肖全》一文中记录自己考虑做一期题为“我们这一代”摄影专辑的经历：

记得他（肖全）拍何训田，开始是一张在舞台指挥的，拿给我看，我弹着片子说，你这几乎就是给《人民日报》拍的嘛。遂请他重拍，并专门叮嘱，就按你描述的寒酸去拍他的日常生活，拍他的烂沙发、空酒瓶嘛。后来也就是那样的……后有台湾策展人看到专辑后，主动寻上门，给肖全办了第一个台湾展，展览横幅就是“象罔展”。自此，肖全又凭诗界图片逐次进入流行乐、影艺、社会文人雅士名媛，渐渐也与我们的初衷无关了。

太多人让肖全再拍拍“我们这一代”的面貌。张晓刚在十年前对肖全说，这些年里“我们这一代”中的每个人做了些什么全写在他们脸上，如果你不做这件事那没人做。作家扎西达娃觉得再拍他们比当时所拍更重要。艺术家欧宁也出主意，让肖全拍完他们后还要拍“这代人”。

肖全动心了，想先拍拍老家伙们。但碰上“非典”，联系好的拍摄对象说在“逃难”，“那口气好像突然断了。”肖全说，“而且不是我自然生起的拍摄念头，别人的提醒是无效的。”

不再拍那些人还出于“袒护”。肖全尝试过在成都再拍何多苓，何多苓没答应。不久前有人对肖全说，那帮人都老了胖了松了。还有人劝诫，那帮人有的停滞有的退步有的衰弱，并不是都那么牛逼，为表达自己的观念而展现他人的不体面，何必那么做。

如果非要再拍，肖全想，那等他们都老了，等他们都没那么忙。他们不再锋芒毕露，也许在街边坐着轮椅，只能接受衰老与失控，接受这一生。“有生就有灭，这是一个真相。那么我现在何必去跟别人讨论我的照片有没有过去牛逼，讨论为什么不再拍那一代，我早就不在那个纬度里面看问题了。”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不排斥商业摄影

《象罔》杂志的那期“庞德专集”还有一篇庞德的文章——《资本的谋杀》，暗示、预见猛烈的市场经济旋风即将刮来，中国诗人将面临更严峻的压力或放弃。不久，诗人岛子光着背在灯下为肖全算命：空空空，空里得成功，蟠桃千载熟，不怕五更风。

如今肖全不断接受地产商邀约，在不同城市里拍“时代肖像”主题系列。他多次向人谈起拍一残疾歌舞团女人的经历：“不就是右手遇到点麻烦吗，你还有左手。”肖全对她说。她取下假肢，袖管空荡荡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埋怨。

“我现在的图片能让很多人快乐，对营销有帮助，本来就该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当年我拍那些人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艺术市场。”肖全说。拍普通人的开端是2012年应周迅之邀为联合国拍《2032：我们期望的未来》。前阵在昆明展出的照片被拍摄对象有流浪汉、黑社会、快递员、志愿者、艺术家等。

观察大街小巷、抓住人物细节、利用自然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肖全受摄影家布列松、马克·吕布的影响。1993年，肖全成为马克·吕布在中国的助手，之后一起工作四年，随马克·吕布去电器市场、火车站、街头巷尾，拍下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变化图景。

在摄影棚或街头搭景打灯拍，这是他现在倾向的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式的拍摄方式——最大程度理解和尊重被拍者，呈现戏剧性的画面。三个年轻人以绅士的装扮拄拐站在田埂上是桑德的代表作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拍摄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骄傲、严肃与忧愁，被拍者皆精心装扮，摆出自认最恰当的仪态。

叶永青曾形容，肖全所拍的那代人精神气场多少有一种虚狂的东西在，不真实，但蛮强大，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层光彩。80年代知识分子与普通被拍者的区别，肖全认为是被广为人知后自我心理暗示带来的自信气质——我跟别人不一样了。

肖全以自己为例，“以前我敢住四季酒店吗？以前我在北京住50块一天的地下室。现在我买得起阿玛尼，用德国名牌箱子和最好的相机。这些都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牛逼的人发慈悲心所造之物，我们应该享受这些，然后输出同等价值的东西。”酒店房间衣柜门敞开，满满陈列着白衬衣、黑西装、青色裤子。一件阿玛尼衬衣正被肖全小心熨烫。

对物质的喜悦透露早年艰苦生活的痕迹。退伍后肖全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一个月工资170块。跟妻子尚未离婚时，肖全每天早上给她冲七块五一袋的“红星”牌奶粉，舍不得多舀一勺。一天早上妻子喝完牛奶后说：“哎呀，今天奶好淡。”那句话直到今天还像刀一样在割肖全心口。“当时你只能这样。”他重复三遍，眼泛泪光。

为有充裕时间专心拍照他辞掉工作去北京找舞蹈家杨丽萍。在杨丽萍家里拐弯抹角说了半天，她终于听懂了，拿了个信封装上一千块钱作为酬劳。从那天起，肖全成为一个靠图片养活自己的摄影师。

之后他走南闯北。唯一的一张卧铺票是前妻买的，从成都到武汉，其他时候肖全都坐硬座。从武昌到长沙时没座，夏日炎炎，他以行军背囊、大头鞋的流浪架势挤在人满为患的过道里。到了晚上，他用鞋蹭干脚下那摊不明液体，一屁股坐下，抱头大睡。

次日天未亮抵达长沙，他四处找拍摄名单上的人。在作家残雪家院子门口枯等三日，最终见到一手提塑料袋的短发女人，着花衣短裤。那时还没有手机，很多名单上的人没法联系。隔了几年他听到车载电话这玩意时，面红耳赤地与人争辩这不可能——电话必须有电线连接。

为了省钱，肖全还走老远的路到中国美术馆，就着一瓶汽水、一个面包泡一天展览，感叹“北京特别大”。一位在北京念法律研究生的女孩陪肖全去潘家园拍艺术家冯国栋，她问肖全天天漂泊住地下室孤独么。“废话。不同的女人给我把钥匙为我打开一扇房间的门，先生请进，然后她就走了。出门拍照时我是个摄影师，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完成拍摄的信念与孤独感时时缠斗。

有了些名气之后，肖全受邀参加“太太口服液”创始人的生日宴。那人在宴席上向其他商人引荐肖全时强调了“艺术家”的头衔，大家面露敬意。饭后肖全想，如果自己是有八千万的肖老板，那帮人不会搭理，一定要做到这行当里边最好的，才能走到哪里都赢得尊敬。

1994年为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担任图片摄影，过后，肖全回到深圳《街道》杂志继续当摄影记者。那时商品房市场开始蓬勃，需要广告图片。艺术史家吕澎的奥莱特广告公司打造了成都的上河城，“一座充满回忆的新城”成了经典广告语。肖全跟几个哥们一块儿为地产商拍广告图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将成都小孩脸上涂得脏兮兮，让他们穿海魂衫、挂几个钥匙链、背大书包，借此表达自己这帮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他不排斥商业摄影，牛仔在“万宝路”广告里下雨天抽着烟，“商业背景下的好照片同样特别伟大。”2008年，他接杭州“万象城”商业拍摄项目，照片登出后销售效果不错，开发商说下回再找肖全，至少给50万。

“当代愚公”黄大发  图 / 肖全

剪掉蓄了很久的脏辫子

兜里的银子一天天增多，皱纹也接踵而至。最早发现自己的变化是1994年在张艺谋剧组里，他见原本刀割般的下眼帘渐渐浮肿、松弛。但他认定自己眼神里的某种东西没变，他说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偶遇的年轻人夸他眼睛清澈。

最忙的时候他在今日美术馆办展，在展墙上写诗人郭路生（食指）和北岛的诗句。一日清晨游泳过后，脸因充血而涨红，肖全照着镜子，觉得自己无比健康。加上多日翻阅诗集，他诗兴大发，用手机敲下临时起意的诗给友人——我从泳池中一跃而起，在镜子里看见一个少年。

坐在地板上接受采访的肖全，不时看看镜子。他阴柔、细腻，对年轻女性有吸引力。同坐在房间地板上的二十来岁的女孩以盘腿托腮的动作、倾慕的眼神和亲昵的话语证实了这点。两人采访前一天刚相识，她是刚从日本回来的芭蕾舞蹈家。

“女人这本书你一定要去阅读，”柏桦曾教导刚从部队出来的肖全，肖全不解。和诗人张枣、柏桦、欧阳江河、钟鸣一起玩文字游戏，轮流修饰“女人”这个词。肖全随口说，模糊的女人。自己也不明白何意。

后来他陪杨丽萍看戏，陪王安忆买菜，陪巩俐逛街买衣服，拍照不是目的，跟她们交朋友才是。再过后，他为镜头下的女人办影展，“女人·时间”、“时代肖像——肖全镜头下的重庆女人”。在《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一书前言中他写：上帝指派这些女人们需要的摄影师，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说自己还是读不懂女人，但在不断学习。

前几天肖全在昆明办展，见到张晓刚，这回他鼓动肖全留“迷死了好多女娃”的长发。在1993年的一次联展过后讨论会上，张晓刚说：一般来说，艺术家成长分为几个阶段。最初阶段勤劳作画，不太讲究外部形象；第二个阶段，艺术上有点成绩了，便重视自己的衣着打扮，比如留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样的鞋子等等；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什么都明白了、经历了，因而无论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平静、随和，这时候，艺术家就成大器了。扎长辫子的肖全听后很不自在。当时张晓刚正留着平头。

2007年，肖全拿起背包先后去了南美、尼泊尔、西藏，还去古巴寻找三个男人：切·格瓦拉、卡斯特罗、海明威。他那时正在学佛，碰到一个记者让去尼泊尔，说那儿近且便宜，去过后他深感亲近并拍了不少照片。回国后他剪掉蓄了很久的脏辫子，解开脏辫子走在深圳马路上实在奇怪。

头发不重要，肖全说自己包括拍摄在内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安驻这颗心”，“要降服杂念”。

闻到佛法是在一次饭局上。一人对肖全说：“人一辈子修的是一念之差。”肖全腾地站起，恭敬行礼多谢指点。在此之前，何谓释迦牟尼肖全都不了解。但他相信自己继承了母亲善良慈悲的品性，佛门早已打开。

现在他天天学佛。父亲80岁生日的次日，肖全去医院看望他，让他不要怕，“我们不是养过蚕么？蚕吃桑叶吐丝成茧，然后咬破茧，变成蛾飞走。那是一个崭新的生命。”不久父亲去世。《四川日报》的记者曾经到肖全父亲家，告诉他肖全是个摄影家，父亲不相信。

去部队时，肖全随身带着一个画架。念中学时他就爱画画，时间长了他看到自己画画的基础能力、造型能力没法跟何多苓那帮画家比。画画门槛太高，他想说不定照相更适合自己。他现在看来，当时“押对了宝”。

父亲在1980年春天给在部队的肖全寄了180块钱，那是他近两个月的工资，是家里省吃俭用后的支援。肖全只有每月九块钱的军饷。等到星期天，天还未亮，肖全就坐火车到北京前门一家商店里买下自己的第一部相机——海鸥205，169元。父亲只当给了又用功又乖的儿子一个玩具。而肖全想起从飞机里俯瞰到的岛屿及种种景象，想来一场“很大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