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俭 我想讲这个人，我不要借她来谈论中国丨导演

碧桂园·2016中国魅力人物——范俭

“社会议题更容易让片子得到关注，但我们就想把我们的纪录片拍成，再过50年回来看，观众依然可以理解可以看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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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社会议题

11月23日，范俭站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颁奖台上，他导演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了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获奖评语是：“这部电影以一种诗意、亲密、有力的方式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主人公的力量与影片拍摄技艺相得益彰。拍摄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而又不陈词滥调，实属不易。但该作通过拍摄一个敏感而非凡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奖杯，更确切的描述是一坨大铁块，镂空刻着IDFA标志性的摄影机，沉得单手都快拿不住。范俭穿着牛仔裤、蓝毛衣，把大铁块靠在肚子上，语气淡定地发表获奖感言。

这是范俭第五次去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以合法大麻和红灯区闻名，但也有严肃一面，比如全世界最大最权威的纪录片电影节。十年前，范俭第一次带自己的纪录片去IDFA，惊讶地看到人们在一大早的寒风中排队买票，其中甚至有一群小孩。放映持续十天，从早到晚，十个放映厅总是满场。他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看纪录片？”

今年的颁奖典礼，正好在十年前的主场地。时光穿梭的感觉扑来。十年前，颁奖典礼后有一场舞会，西方人很嗨，一起扭迪斯科，范俭和同去的赵亮尴尬地站在旁边，觉得自己很干巴。十年后，依然有舞会，范俭依然不会跳。不一样的是，这次来的中国人更多，大家可以一起去外面单独找酒吧聚会。之后就是国内常见的局面：大家纷纷掏出手机，现场陷入沉默。

图/龚远华

范俭给妻子臧妮发去几个字——“评审团特别奖”，国内还在半夜。第二天一早，臧妮醒来看手机，呜呜哭了好久。“觉得心情很复杂，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有时候觉得他很不容易，很替他高兴。”臧妮没想过会得奖，跟那些伊拉克、阿富汗发生的惨烈故事相比，《摇摇晃晃的人间》太清淡了，它讲述残疾女诗人余秀华的家庭故事，毫无社会议题。

其实硬要引申的话，也可以加入社会议题。电影拍摄制作了一年多，期间范俭去国外参加提案会，总有投资方希望能从余秀华身上看到更多的中国，比如多表现中国新媒体对余秀华的改变，或者多表现余秀华的出现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诗歌有什么改变……但范俭拒绝了：“我就是想讲这个人，她的欲望、情感，我认为全人类都能感知得到，我不要借她来谈论中国。”

拒绝改变的代价是观众兴趣减少。比如这次在IDFA，六部参展的中国电影里，有两部的英文片名里有“China”一词：《中国梵高》（China's Van Goghs）和《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两部电影的票房特别好，票一出来就当天卖光，甚至还得加映。《摇摇晃晃的人间》则票房一般，卖了两三天还有余票。

“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臧妮说，“社会议题更容易让片子得到关注，但我们就想把我们的纪录片拍成，再过50年回来看，观众依然可以理解可以看懂的东西。”

“我的母题转成了家庭”

高二时，范俭想当记者。他考上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四年后，理想更细化了，他想当《焦点访谈》记者。那是《焦点访谈》最火的时候，所谓“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那种惩恶扬善的感觉，让范俭向往。

大学毕业，范俭去了山东卫视拍摄法制节目，几年后到北京加入央视的《今日说法》。离《焦点访谈》很近了，但他也有了新的不满足。“法制类节目就是原告、被告、法官、律师，采访、空镜、采访、空镜，没有太多可雕琢的，我更想做一个创作者。”

在山东时，范俭拍过一个死刑犯想捐献器官赎罪的故事。他拍下了执刑前一天死囚对着镜头讲述自己，拍下了他的母亲要给儿子带花生米、她不知道儿子的执刑日期，拍下了执刑时远远的一声枪响，拍下了肾移植全程。这个过程让他投入得睡不着觉，就想着这个人物、这些场景。他喜欢这种创作的状态。做完后，拿了省里的纪录片一等奖，才知道这个东西叫纪录片。

2003年，范俭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纪录片方向研究生。他在备考的最后三个月辞职。考上后，又去央视《纪事》栏目组，边工作边读研。除了为工作拍摄，他还为自己拍摄纪录片，第一部是2003年的《反思非典》，采访许多专家，反思非典过程中政府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第二部是《竞选》，拍摄一个大学生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过程。第三部是2006年的《在城市里跳跃》，拍摄几个农民工的生活状态，这部电影第一次带他去了IDFA。

“纪录片仅仅是完成自我表达甚至自我意淫吗？纪录片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吗？纪录片的社会意义是什么？”2010年初，范俭在博客上写：“我认为纪录片完全可以是我作为公民的一种社会参与行为，这种参与不单单是展示，也不满足于解释，更不是猎奇，而是要对公共事件、对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寻找策略，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

到了2015年，他在微博上写：“在小区散步，思考纪录片作为电影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关心国家或大而化之的人群，不在于社会议题，不在于应时应景，而在于具体的人，在于复杂的人性和细腻的情感，在于粮食和蔬菜所构成的生活日常。”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转变？”我问范俭。

“从拍《活着》开始，我的母题转成了家庭。”范俭说，“长时间接触这样的家庭，我强烈地感受到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撑有多么重要。”《活着》讲述汶川地震后，失去独女的中年夫妻祝俊生和叶红梅艰难地再次生育。

子臧妮(左)为范俭做场记、录音、制片、剪辑等所有能做的工种 

臧妮是这时出现的。她在重庆读大三，参加的话剧社因为流感之类的公共安全问题不能排演。小剧场隔壁是一个小型影展的办公室，臧妮常过去玩。既然这边停了，不如去那边帮忙吧。

影展开幕那天，臧妮作为组织者带大家去吃火锅，嘉宾范俭走在她旁边。范俭说起自己正在都江堰拍摄的故事。臧妮没有接触过纪录片，但她听着有意思，她半开玩笑地说：“你需要人帮忙吗？我可以帮你扛脚架。”

范俭看看她瘦小的身板，才不信。

“我小时候干农活的。”臧妮强调。范俭想，那没准可以。

范俭本来带着一个男助理，拍女人怀孕生子的过程，怎么都觉得有距离。臧妮到来，范俭向叶姐和祝哥介绍：这是我助理。没几天，祝哥看出不寻常：“你俩不像师徒关系啊！”绯闻的传播，迅速拉近了范俭和祝家的距离。

开始拍《活着》时，范俭还有点担心，“拍女性我未必有优势”，随后安慰自己，“但我可以拍男人啊。”到了《摇摇晃晃的人间》，范俭已经被评价为擅长拍摄女性。“这多亏了妮子。”

臧妮没有学过纪录片拍摄，但她有强大的直觉和感受力。叶姐和祝哥在板房门口种菜，臧妮说：多拍拍这个，他们经历了那样大的灾难，也还是喜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拍《摇摇晃晃的人间》，大大咧咧的余秀华有时会露出大腿或乳沟，范俭和摄影师会有意避免拍到，臧妮说：为什么不拍？女人就是要展示她的身体啊，包括她梳头发，往脸上擦油，都应该拍。范俭仔细想想，觉得她说得对。

苹果与西红柿

2007年，因为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中央电视台大规模裁掉没签合同的员工。“我们这样的有几千人，一直没社保。那时就回家待着，没有补偿。”

类似事情在范俭母亲身上发生过。她跟着范俭父亲，从重庆到宁夏，在一家化工厂里做了30年工人。离开工厂时，仍然是临时工，没有退休金。范俭调侃：“我就是黑工家庭成长的。”

他再也没有进入过任何一家单位。一开始，四处接些拍摄或剪辑的活儿赚钱。印象最深的是为某个主管机构拍摄技校宣传片，“一个科长，权力欲可大了，把片子批得一无是处，他想要铺满解说词，还得有好多宣传口号，‘在党的指引下取得了几大战果。’还得是80年代那种腔调。真痛苦啊，但我得挣那点钱。”

几年后，范俭见到一位大学同学，在媒体工作，显得特别苍老。他对范俭说：“唉呀，不就是混日子吗，混着混着把孩子带大就行了。”那不是范俭想要的生活状态。

最艰难的是2009年，范俭想拍《活着》，没有钱。与此同时，政策改变，范俭妈妈可以不算黑工，有退休金和社保，但要先交两三万元。“我妈很希望得到这个东西，虽然2009年只承诺一个月给她六百多还是八百多，但对她来说很有意义。我就去弄这两三万块钱。”

《活着》的制片人梁为超正拉朋友们入股电影，范俭学他，问刚认识不久的臧妮：“你要不要入股啊，将来分钱的。”臧妮拿出了一万块，三四年后才收到还款，只有本金，没有利息。此时，两人已经快结婚了。

臧妮为范俭做场记、录音、制片、剪辑等所有能做的工种。山区风大，录音容易有杂音，臧妮在附近旅游景点寻来套手的保暖条，花花绿绿罩在话筒上，居然真的管用。

《吾土》没有找到专业制片人加盟，臧妮就学着当制片人。她报了新东方的英语课程，学着做预算、准备资料、写海量的邮件，为这部电影申请到了釜山电影节的AND基金和圣丹斯电影节的纪录片基金。范俭在讲述如何为纪录片找钱的文章里写：“估计看完这篇文字的纪录片导演们会去请自己老婆做制片人。”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生活中，两人几乎不吵架。但牵扯到如何做片子，两人常争得昏天黑地。最激烈的一次，范俭觉得《摇摇晃晃的人间》名字太长，不如改成《摇摇晃晃》，臧妮觉得改后会失掉许多味道，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臧妮说：“你要改了，我就跟你分手！”范俭屈服了。

“他要真来一句：分手就分手。你怎么接？”我问臧妮。

“我知道他不会那么说的，他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他一定接不住这招。”臧妮声音软软的，“我是第一次这么说，但这个也只能用一次，再用就没效果啦。”

臧妮总能抓住范俭的漏洞。“吃饭的时候，他脑袋想事情的话，手就没办法准确地把菜夹起来。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跟你说话，夹咸菜就要停一会儿，等他脑袋里东西过完后，手才能反应过来。”“他有一次把麦苗当成韭菜，还有一次把树上的苹果认成西红柿！”那是他们去德国拍片子，一棵小小的树上结着红果子。“虽然那棵树跟国内的不大一样，但怎么也比我高，居然会认成西红柿。”

“不应该吧。”范俭思考半天才提出抗议，“我是不是说的柿子？对，柿子是长树上的。”

臧妮不理会这个抗议，下次继续嘲讽：“你连西红柿和苹果都分不清！”

但当范俭走开，只剩下臧妮一个人跟我聊，她会说出许多赞美：“我对细节很敏感，但没有他那种全局意识。”“他有很多智慧的一面，会很清醒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好多时候我很佩服他。”

一种哪里都不归属的状态

范俭出生成长在宁夏，却不会说宁夏话。他会一点四川话和重庆话，但显然不地道。他在武汉上大学，在山东、北京工作。他有了北京户口，买了北京房子，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

所以他拍摄《在城市里跳跃》，拍摄《吾土》，拍摄一种哪里都不归属的状态。“这也是我后来总结的，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后来才想到我这种兴趣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范俭说。

《吾土》讲述了农民陈军一家在北京种地20年，因拆迁失去了土地，而在他的家乡，绵延的土地已经被包出去集中耕作，他找不到哪一小块属于自己，他已经回不去了。范俭把摄影机交给陈军，他拍下了拆迁前后的激烈对抗，但电影把更多镜头给了陈军一家在这片废土上的日常生活，他们开荒播种，他们把拆迁冲突演成小品逗自己乐。范俭想讲的重点不是拆迁，而是土地和家庭。

这为他赢来一些赞美，说是同题材中的“清流”。也为他招来一些批评，说格局不大，没有问及制度原因，应该多采访几组深入挖掘。“我已经过了挖掘那个的阶段了。”范俭说，“要说格局不大，小津安二郎所有电影都格局不大，跟黑泽明对比，格局尤其不大，但不影响它成为经典。”

在寻找国际投资时，范俭遇到过更多的意见。有人觉得，还需要一个普通的、典型的农民工作为配角。他在第二版脚本中加入过，对方觉得这样故事丰富了，他却觉得别扭，后来就拿掉了。有外国剪辑师看完很困惑，问了许多背景问题，比如中国村委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农民工不回农村？范俭解释完，对方更困扰，他觉得这些背景故事太多太厚，西方观众肯定看不懂，应该简化这些故事。

现实确实如此，那些买票看中国故事的西方观众，更希望看到中国和世界联结处的故事，而不是更复杂的中国故事，那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就像几年前，为了推介《寻爱》——它讲述中国年轻农民工的婚恋状况，梁为超买了星巴克的咖啡杯，向国际买家介绍，片子主人公所在的工厂就生产这些杯子，果然引起对方的兴趣。

2015年底，范俭和臧妮从北京移居重庆。这里是臧妮家乡，也是范俭父母的家乡。这里的生活跟北京不大一样，比如人们只爱吃应季的蔬菜。冬天有包包白、儿菜，还有熬到粥里粘粘的东湾菜，春天有嫩胡豆、牛皮菜，夏天有各种豆、各种瓜，至于秋天，臧妮也分不清它跟夏天有什么区别，反正都很热。

11月底，小区里还是一片绿，连地砖都被湿青苔勒着边。臧妮说，这绿化在重庆也就一般水平吧。

范俭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但他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他渐渐不想回北京了。两个人讨论，要不以后有了小孩放农村养吧。臧妮常怀念小时候在重庆乡下的生活。她是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儿童，父母在重庆打工，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她记得自己小时候轮流住在不同的亲戚家，觉得很孤独。但没人管束让她更亲近土地，“野到无边无际”。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玩法，割完稻谷以后，她去湿湿的稀泥里，看到扁扁的小孔就扒开，也许下面就是泥鳅。桑树的根很软很长，卷一个圈，裹上蜘蛛网，能去网蜻蜓。“农村很好玩的，城里很无聊。”臧妮说。

《摇摇晃晃的人间》里，范俭拍下了余秀华家乡湖北横店村的麦田、池塘、树木、小鱼……美得让人叹息。现在，随着横店的新农村建设，这些风景已经消失，换成一排排风格相似的新房子。余秀华为此纠结：“乡村没有了，新农村造成的文化文明的丧失是无可估量的。但是，农村又怎么能一成不变？怎么能把苦寒的人们永远限制在看起来小桥流水的苍凉里？”“我无法脱身出来，我不过也是裹挟在其中的一个。”这一年，余秀华的诗歌里没有出现稻子、小麦、油菜，“因为我在家门口已经看不到它们了。”

纪实摄影家安哥为范俭（左）颁发“碧桂园·2016中国魅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