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魂惯得无拘检：记亡友张世彬

新亚书院四君子，左起张世彬、谭汝谦、谢正光、冯元植。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张世彬是位英年早逝的香港学者，在宋词和中国音乐史领域著述甚丰。本文作者是张世彬的好友，两人四度同学，相知甚深，追思故友，读来不胜人琴之感。

——编者

1978年8月底，我从美东驾车到中西部的小城爱荷华。行装甫定，便接到世彬去世的消息。信是××写的。他说世彬于7月21日在广州市一旅馆里因高血压病逝去，遗体已在当地火葬。8月中旬，在港的师友替世彬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会场里播送了世彬弹奏的《山中忆故人》的古琴曲录音带，使与会的人倍觉悲伤。以后我陆续接到亲友的来信和几位在美朋友的长途电话，说的都是类似的话。

世彬逝世后的那段时间，我曾在好几个寂寞的黄昏里步上校园里的钟楼，想从那一片辽阔的爱荷华平野中去捕捉我和世彬共享过的一些欢乐时光。每当记忆在脑海里淡出，我总不禁问自己：“世彬竟从此去了吗？为什么上天竟不许我在三个月前和他在港见一面？”

1978年7月16日，我从台北到香港，××告诉我：世彬翌日便要去广州探望他的母亲。我连忙挂电话到中文大学崇基音乐系，希望能在世彬离港前和他一晤。可是那天凑巧是星期日，中大的电话生是不办公的。我把电话挂上，心里不乐，嘴里还嘀咕了一阵子（哪有一家大学的电话生是星期日休息的？），××连忙安慰我说：“世彬说月底便会回来，你回美前一定可见到他的。”可是到我8月初旬离港前，一直没有世彬的消息。

因为一个电话接不通，我竟不能和世彬在香港见最后一面。

张世彬致本文作者信 （资料图/图）

一

我最初和世彬认识是1955年的事。

那时，我在新界青山洪水桥柏雨中学读初三。那一年校里的学生多，每级都分成两班。我读的是“仁班”，同班同学都是在原校升上来的。开学不久，便常听老师们在课堂上称赞“义班”里一个成绩特优的转学生。不久，又听同学说那个转学生因为和一位同学打了一架，被训导处儆戒了一番。据说打架是因为那个转学生不喜欢别人给他一个“周恩来”的绰号。这个常被老师们称赞的转学生便是张世彬。

后来我和世彬见面，看他身材修长，剪了个平装头，面目清秀，除了两道浓眉外，长得一点也不像周恩来，自己也不禁替他叫屈起来。逐渐地，同学们也发觉这个昵称不恰当，便改口称他为“张君”，一直到世彬去世前。

1956年夏天，世彬和我开始常常见面。起初也仅是气味相投的少年游伴而已。那时，他在“义班”已先和祖鹏、崇镒交好，加上了我，便变成了后来在柏园里逐渐知名的“四大寇”了。我们的集体行动大都是一般少年人所向往的事：白天到湖心亭里看荷花，点数那些跃水的活鲤；黄昏时潜进果园里吃荔枝、龙眼，胆子大时也去弄个大如西瓜的“番鬼菠萝”来分尝，偶然也去用弹子打鸟，或者徒步到西山的灵隐古庙闲荡一番。

那年的秋天，我们升上高一，原来的初三仁义两班合并，“四大寇”便全是同班同学了。那时，我家刚为我盖了一间独立房间，想起世彬的家远在粉岭，便商得母亲的同意，邀了他来和我同住。那间房子只有丁方三十尺左右的面积，容得两张丁字排的帆布床和两张小桌子，衣服和杂物都得搁在床下，墙上则装了两个书架。便在那么一间狭隘的房间里，我和他共度了两年的高中生活。在那里，我亲眼看见他的知识世界扩张；而我们的友情也逐渐从少年游伴发展到无所不谈的知交。

现在想来，那时的世彬具有一股旺盛无比的求知欲。在学校里，他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教科书和老师们所讲授的都没法满足他的好奇。于是，他读物理时，便在课余自制了一架真空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