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 向陈独秀胡适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叫板 | 封面人物

学衡群体大多是留美归国学生，基本为执教于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都有着自己坚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统”，敢于逆已成大势的新文化运动“主潮”而行，公开与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叫板”

孙建平油画《学衡风骨》（2018） （左起：柳诒徵、刘伯明、胡先骕、吳宓、汤用彤、梅光迪）

引子

“哈佛男孩”的1919

“五四”运动爆发时，25岁的吴宓正在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

在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记中，“五四”运动几乎不见踪影。据后辈学者推断：如果不是因为他太懒或太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海外留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北京的消息。“五四”爆发后，北京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被切断，外国记者的报道主要通过无线电传送，发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断的。

5月9日的《纽约时报》只有一则简短快讯：“由于对巴黎所作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气愤，首都北京发生了骚乱……”

在吴宓1919年的日记中出现的不是“五四”，而是被视作“五四”导火索的“青岛事件”。8月11日这样记载：“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记者注：波士顿留美学生组织）董事会，由郑君莱述说日前特赴华京，遍谒各参、众议员，始末情形（为青岛事件）。”

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以哈佛中国学生为主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多次集会，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境内的权利。他们一再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他在巴黎和会中主持公道，同时致电与会中国代表：如条约将权利转让日本，应拒绝签字。他们还把文章寄往国内的《申报》、《新闻报》，“以表见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这些发出的中文稿多由吴宓起草。

相比“五四”在日记里的缺席，1919年至1921年，吴宓大量地记下了和好友“梅君”、“张君”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斥责，字里行间充溢着反感和抵触的强烈情绪。

当时，国内由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引领的“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吴宓的师兄、哈佛学生梅光迪开始“招兵买马”，在留学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准备和“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大论战。

因着清华同学的介绍，1918年秋转入哈佛的吴宓和梅光迪相识了。

新大陆之笔墨官司

“逼上梁山”和“老梅上战场”

“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

——胡适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胡适出版了个人传记《四十自述》，回顾当初“文学革命”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时代酝酿、成熟。他以“逼上梁山”作比喻，把这场发生在世纪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源头“归功”于和当时密友、主要是梅光迪之间的一场持续近两年的“笔墨官司”。

梅光迪，生于1890年，安徽宣城人。梅家是宣城当地望族，梅光迪幼年在乡里有“神童”之誉，12岁应童子试，后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在上海时，经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绩溪少年。两人结伴坐船北上，一起参加庚子赔款的官费留美考试。

当年胡中而梅落。梅于第二年再应试，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轮。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1915年秋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文学，拜在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门下。

改名为胡适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初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转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

留美期间，胡梅二人继续交好。胡适好热闹，在美期间热衷到处作英文演讲，以至于引起物议。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适的聪明和才华，称他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并且乐观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他们和同在美国留学的赵元任、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往来密切，频繁通信讨论各种问题。从保留下来的信件和日记看，胡梅当时探讨的话题包括如何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以及如何看待当时国内兴起的“孔教运动”、基督教等一系列问题。

此时的东方老帝国正经历着一场千年未有的暴风骤雨。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被推翻，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之后上台，北洋政府从名义上暂时控制了中国。这些留美学生通过西方报纸、亲友信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一起探讨“救国济民”的药方。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准备转入哈佛大学。去波士顿前，他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共度暑假。这个夏天，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的文字和文学。

梅光迪

几年前，胡适就表现出对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关注。1915年夏，他关心的是：“汉文究竟可成为教育利器否？”他的出发点是把汉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工具来考察——要求它能够普及到大多数人，也就是要把汉字变成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工具。

自晚清以来，一直有人主张把白话文作为开启民智的锐利工具，各种白话报兴盛一时，其中也有十分激进的主张，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汉字、把汉字全部拼音化。

胡适最初着眼的，只是如何改变文言难以教学的问题。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通过中西文对比，把文言判定为“半死”之文字。他主张用白话文讲解文言，提倡文法与标点，也就是使书面语向日用语或口语靠近。由此，他也把思路从文言教学改革转向了作为宣传启蒙工具之广义文学。

在1915年那个夏天，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赢得好友们的赞同。据他回忆：“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梅光迪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十分大胆地宣告：“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对当时多数留学生来说，胡适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听上去荒诞不经。任叔永还写了一首把外国人名连缀起来的打油诗来打趣他。

胡适随后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质疑，想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正是“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两句，引发了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并最终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人在波士顿的梅光迪首先发难，写信给胡适，认为诗、文是“截然两途”，两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此外，他也认同诗界需要革命，许多诗家实为“古人奴婢”，并无古人的学术怀抱，只知效其形式，结果是“陈陈相因，腐烂不堪”。但究竟该如何下手，他的态度很谨慎——认为应该先认真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如华兹华斯或雨果的诗及18世纪的诗。

他认为：“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

胡适认为梅“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又致信梅，再论“作诗如作文”之意，提出今日文学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若要改变，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

自1915年夏到1916年，在和梅光迪书信来回交锋中，胡适一直在思考有关文学革命的问题，甚至耽误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

1916年春，胡适又致信梅光迪，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他发现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以韵文而论，“（诗）三百篇变而为骚，再为五言、七言古诗，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古诗之变为律诗，诗之变为词，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之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

这一见解得到梅的赞同。梅回信说：“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俗俚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耳。”但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观点，仍持保留看法。

看得出，梅光迪并不反对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两人的关键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尤其是在白话能否入诗的问题上。

1916年暑假，任叔永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绮色佳的约嘉湖划船，忽遇风浪，紧急靠岸时，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诗记录这件趣事，寄给胡适——“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在回信中批评了这首诗，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任叔永却颇为自得，认为覆舟一段是“全诗中坚”。胡适再致信，毫不客气地批评说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

对于胡适的“全盘否定”，为人厚道的任叔永诚恳地接受了。谁知梅光迪读信后对胡适大为不满，去封长信把他数落了一通。梅认为中国古诗文“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胡适所谓“活文字”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收到梅光迪的质问，胡适有意和他开个玩笑，于7月22日写了一首游戏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部分内容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 说话太荒唐。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梅光迪读罢此诗，给胡适写信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他排斥了所有文学革命的实验，批评胡适好名邀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