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规划完全不能实现了”

曾樾在六十九岁生日这天接受采访，晚饭都没顾上吃。

采访的主题是曾国藩墓，曾樾表现得非常郑重。他是这位晚清名臣的六世孙，面相和身材酷似画像里的先祖；但他在北京长大，普通话略带京腔。五十六岁之前，曾樾从没回过祖籍湖南。

2006年，曾樾第一次来到湖南双峰的曾国藩故居。他为讲解员的介绍而震撼，因为“自己的先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接着去长沙祭扫曾国藩墓，发现那里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这种状况始终困扰着曾国藩墓，即便它日后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樾发愿要为“老曾家”做点事情，此后十三年里频繁往返于北京和湖南，累计花掉几百万元。提到这些，他反复说到的词汇是“痛”。

曾国藩墓位于城市西南郊，原本远离日常生活起居之处，符合传统文化的“阴宅”观念。随城市建设扩张，它所在的青山绿水被划入开发图纸。文化广场、住宅别墅、电影小镇、精品酒店、儿童主题乐园拔地而起。墓园的碑刻、神道、石像生日益损毁，原址被侵吞蚕食，复原希望日益渺茫。

2019年8月21日靠在曾国藩墓神道旁的石翁仲。 （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摄）

2019年8月21日堆在曾国藩墓牌坊原址的石构件。这些石构件已经堆在这里十五年，并且出现断裂损坏。 （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摄）

古稀之年，曾樾不想再过问了。不过，曾国藩墓还是长久牵涉着更多人的人生。

六十三岁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做了一辈子古建筑修复。过去十五年，他始终对曾国藩墓园念念不忘，向一届又一届研究生讲起这个至今未能完成的项目。

2004年，柳肃团队完成了曾国藩墓园的修复规划，施工在即。石牌坊的原件和修补的复制件已经运到现场，项目却在接近年底时停滞。

2019年8月，柳肃与南方周末记者重访故地。尽管时隔十五年，车开到伏龙山下，柳肃仍然准确地指认出墓园的种种遗迹。一切面目全非，御碑亭遗址被上百平方米的水泥平台覆盖，堆着砂石和锈蚀的钢丝；墓庐屋遗址上茅草高过胸口，低矮的飞蓬、狗尾草和苎麻从断裂的神道碑空隙伸出，苔藓布满汉白玉质地的碑面，在夏末的烈日中干枯发黑；南北延伸约两公里的神道长出一片树林，身着短袖上衣的柳肃穿行时，手臂不时被悬钩子的倒刺划伤。

2017年建成的二层简易工棚、杂物间、公共厕所、寺庙，以及尚未完工的巨型广场，一体横在墓前。柳肃只有感叹：“我的规划完全不能实现了。”

2019年8月20日航拍曾国藩墓及周边区域。 （冯凌/摄）

曾国藩墓曾经有人看护。第四代守墓人周新民与墓园朝夕相伴近六十年，直到2012年由于心脏病去世。两年后，他的妻儿因拆迁搬离了世代生活的墓园，政府亦终止了周家人的守墓义务。周新民从祖辈和曾氏后人那里听来了一肚子历史掌故，再见证曾国藩墓的破坏、修复直到停滞。这些记忆渐渐地远离了他的儿子周玄。

一同拆迁的还有其他几户村民，目睹过墓园历史原貌的老人都年至耄耋，或已然离世。墓园的恢弘气势和田园风光，成为渐渐消失的传说。

2019年8月21日的曾国藩墓冢，原本白色的墓冢通体发黑，墓前也留有不知名的油污。 （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摄）

不是“三立完人”，也不是“全国罪人”

“从我们这一辈开始，读书读得都不好了。”在北京担任小学校长多年的曾樾记得，姑姑讲过，尽管第五代往下没什么显赫人物，但曾家也没有一个坏人，“这就是曾家的骄傲”。

曾樾掰着手指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己属于曾纪鸿、曾广钟这一支，同辈健在的男丁只有三位。这支再往下的第七和第八代，分别是他的儿孙，一脉单传。他1950年出生，父亲不曾谈起先祖曾国藩的身世。

1966年，曾樾私自去上海探望祖父辈的曾宝菡。老人家前门糊满大字报，内容不外乎“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这才知道曾宝菡是曾国藩的曾孙女，自己则是“曾六世”。

静谧的曾国藩墓园自然未能幸免。

1874年，曾国藩与夫人合葬于长沙城西南的伏龙山。他生前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入阁拜相，诏加太子太保，赐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身后，曾国藩枕山面水，长眠于气势恢宏的墓园。墓冢东阙筑有神道，神道沿山势由北向南延伸，两侧以石人、石狮、石马、石虎、石羊为守护，不远处矗立着牌坊、墓庐屋、御碑亭相呼应。

曾家人委托当地村民周培湖守墓，置办良田，供守墓人耕种自用。此后七十余年历史大开大阖，这城郊一隅却如世外桃源，安享田园风光，直到周家世代居住的墓庐屋分给几户村民同住。村民们把各自分到的房间拆掉，再用拆下的砖块去别处盖新房。

墓园中，墓碑墓冢遭到打砸；御碑亭和牌坊被拆卸成石料，建桥修路；神道两侧的石人石马被砸断，又被投进粪坑。墓田亦全部充公，村民们在神道上堆肥种菜，用墓阙的石柱拴牛。

曾国藩离世十余年后，他的湘军搭档左宗棠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