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印度人和印度电影“北上”十年

“我知道印度电影在中国会成功，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以这么快的速度获得这么大的成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4期）

北上

6月的上海已步入雨季，植物的新绿与建筑的灰红，通通被罩在一层薄薄的水汽之中，显得轻盈而通透。静安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印度人Prasad Shetty刚刚结束一场短会。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除了往返北京和印度出差，其余时间大都待在上海。

虽然打扮低调，Prasad却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人感受到热情和诚恳的模样。一件合身的黑T恤，配一条暗色的印度斯瓦尔（sirwal）长裤，有些类似国内的萝卜裤。一张典型的印度面孔上，黑色的卷发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框架眼镜背后一双大眼，笑起来会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

和许多人一样，Prasad的人生拥有许多戏剧化的转折，比如毅然离开印度，搬到中国。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个日后从事电影引进工作的年轻人，触发其做出职业和生活重大改变的，是2010年一部因盗版传播而在中国大火的印度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下简称《三傻》）。该片最早于2009年圣诞节在印度上映，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在“皇家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以喜剧的外壳对升学就业、教育体制、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印度社会问题做了严肃的反思。该片上映不久便接连刷新了印度本土的票房纪录，海外表现也同样亮眼，特别是在有着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日韩及港台地区。

2009年 《三傻大闹宝莱坞》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正是因为该片在互联网上迅速积累的人气，才促成了数月之后的院线公映。最终，这部间隔近两年才在内地上映的《三傻》刷新了印度影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纪录，累计票房收入在1400万元左右。

这一数据放在十年后的今天，毫不起眼。但在当时，相较前一年在国内上映、探讨“9•11”恐袭后在美穆斯林生存困境的印度影片《我的名字是可汗》，《三傻》的票房成绩增长了约27倍。而比票房更具意义的是，一改往日印度引进片的低存在感，《三傻》开启了一场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再审视与再发现。

一篇发布于2010年8月的豆瓣影评里，作者“艾小柯”提到了一个有关印度影片的段子，出自加拿大籍印度裔脱口秀演员Rusell Peters。“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剧情，一定会突然到达一片鸟不生蛋的旷野，中间一棵孤树，女主角藏于树后，随着音乐的节拍从树左侧突然探出头来，唱一句，缩回去，再从右探头，反复几次，手则作莲花指翘于颏下，眼珠左顾右盼，迷得追随她前来的男主角神魂颠。”

中国观众最初多少也都是带着类似的刻板印象打开《三傻》，看完却发现，相比歌舞带来的文化异质感，更多是被故事本身的情感和反思所打动。

Prasad最初知晓《三傻》在中国的风靡是通过中国的朋友。那时，数学专业出身的他因为对创造行业的热衷，刚刚从金融科技转向影视领域。一次来中国出差，当被告知《三傻》是优酷用户前一年搜索次数最多的电影时，他觉得自豪又意外。

“因为《三傻》既不是中文电影，也不是英文电影，中国观众不认识这些演员，却依然会被故事打动；我的很多中国朋友也能跟我感受到相同的笑点。我就想，或许我可以把更多优秀的印度电影引进中国。”

放眼全球电影产业，若论生产数量，印度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据福布斯记者Niall McCarthy的报道，宝莱坞在2012年一年就制作了1602部影片，而在美国和中国，这一数据分别是476和745。不过，与制作数量对应的却是票房的落后。同样是2012年，好莱坞一共售出了13.6亿张电影票，仅为宝莱坞的一半，可票房收入却是后者的6.6倍。

在Prasad看来，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基建落后，印度电影院和银幕数量少，加上电影票价低，即便电影消费需求旺盛，要推升产值依然存在较大障碍。根据statista网站的数据，2013年印度单场电影的平均票价为95卢比，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9块5角。

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三傻》在中国的走红，足以让Prasad这样的年轻电影人看到机会。“很多国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