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

1200多年前的深秋，杜甫带着家人前往同谷，趟过早晚已结上一层薄冰的西汉水，马儿还在铁堂峡折了脚；今天的甘肃陇南成县（即唐代”同谷“），同样是红叶落索的深秋，村民扛着快递趟水过河。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

48岁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他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这一年，他乞食秦州、同谷，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也是这一年，诗圣对于他本人的命运和他的时代，有了切肤而恒久的觉悟。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改变了杜甫的后半生。

其时，杜甫48岁。说是后半生，其实，已进入生命的最后11年。

那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时值初冬，杜甫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三个多月前，立秋次日，杜甫写了一首五律，题为《立秋后题》。在伤感光阴易逝，人生倏忽之余，杜甫还透露了他在那些内外孤苦的日子里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换一种活法。

准确地说，他打算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这个令他既感愤怒更感绝望的职务。如同《诗经·硕鼠》里那群伐檀的奴隶们唱出的心声一样，杜甫也要“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杜甫想象中的乐土，就是秦州。

孰料，大道多岐，世事难卜。仅仅三个月后，杜甫却急急忙忙地离开秦州前往同谷。在同谷仅一个月，又不得不在严寒的冬日起程，赶赴成都。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望……它们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小蛇，噬咬着两鬓飞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诗圣……

从华州到秦州

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用他们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他们的肖像。这肖像，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比如李白，他的作品让我认定他一定骨格清奇，举止飘逸。至于杜甫，他那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和抑郁沉雄的诗风，让我一直以为他如同成都杜甫草堂里叶毓山先生雕刻的铜像：清瘦，忧郁，似乎每一道皱纹里都潜伏着过多的风霜与困苦。如是，在读欧阳修的《新唐书·杜甫传》时，发现他对杜甫的评价竟是“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未免有几分惊讶。

成都杜甫草堂内叶毓山先生雕刻的杜甫铜像。 （视觉中国/图）

仔细思量，却不得不同意欧阳修的高屋见瓴。因为，小官员家庭出身的杜甫，尽管本质上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却自幼就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理想。这理想的四处碰壁和他本人的不容于时，都让他显得有几分迂阔和不合时宜。

十余年前，我在开封城外一片零乱破旧的民居间，找到了一个叫作吹台的地方。那是开封城墙东南部一座不起眼的土台，因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在此吹奏古乐而得名。吹台上，有一座小小的三贤祠。祠里，安放着三尊塑像，那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三位唐代大诗人：李白、高适、杜甫。

吹台见证了杜甫意气风发的激情岁月。那还是号称盛世的天宝年间，32岁的杜甫，40岁的高适和43岁的李白订交于开封，他们“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那时，年轻的杜甫相信，依凭他的才华、气略和胆识，他必将有一个灿烂前程。

开封古吹台位于开封城墙外的东南部，西邻繁塔。此地原有一土台，相传春秋时期音乐家师旷吹奏古乐于此，故名吹台。 （东方IC/图）

几年后，为了想象中的灿烂前程，杜甫来到首都长安，参加了唐玄宗下旨举行的科举考试。然而，主持考试的李林甫却以野无遗贤为名，一个也没录取。杜甫在诗里记录此事说：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皇上渴求人才，我也有为国做事的心愿，却只能像鹏鸟那样折翅，像跃龙门的鲤鱼那样到处碰壁。

那以后，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以期实现政治理想，原本高傲的杜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低身段，以诗文干谒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

理想高蹈入云，现实呼啸坠地。754年，杜甫上《三大礼赋》后，朝廷授予他从九品下的河西尉，与其说任用，不如说敷衍。这个卑微的、必须直接欺压底层百姓的职务，杜甫拒绝接受。这是一个重要细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和他的朋友高适的不同：高适也痛恨出任县尉，并写下了“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诗句，但恨归恨，他到底还是赴任了。这种往好里说叫能屈能伸，往坏里说叫得过且过的性格，显然要比杜甫的固执更合时宜。后来高适飞黄腾达，成为唐代诗人中仕途最得意的人，又一次证明了性格即命运的道理。

次年，朝廷改授杜甫为同属芝麻官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只得委屈地接受。回忆这段经历时，原本自负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无比辛酸地总结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唐肃宗即位。杜甫闻讯，舍妻抛子，间道前往行在凤翔。大约是被他的忠诚所打动，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也是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的由来。

左拾遗级别为从八品上，比兵曹参军高不了多少。但是，拾遗属于谏诤官，相当于现代的纪检干部，负有向皇帝进谏的责任。级别虽低，却因接近中枢而前途远大。

这大概是杜甫离他的政治理想最近的时候了。然而，不久，宰相房琯在平叛中兵败，唐肃宗将其免职，杜甫站出来为房琯说话。“帝怒，诏三司杂问”。幸好，另一位宰相张镐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杜甫才侥幸没有下狱，而是于次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皇上身边赶到华州（今渭南）做一个管理户政、田宅和杂徭的地方佐官。

陕西省渭南市“西岳”华山金锁关，杜甫《望岳》诗中“箭栝通天有一门”就是指的这里。 （视觉中国/图）

钢铁就是这样没炼成的。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杜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河南。沿途所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既悲且痛的杜甫写下了他最具现实主义光辉的“三吏”与“三别”。

此时，长安虽已收复，安史之乱却还在继续，大唐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繁荣。至于杜甫，他年近半百，体弱多病（40岁后，杜甫即患风疾。这是一种心血管问题引起的眩晕、痉挛、肢体麻木甚至半身不遂的重病）。更重要的是，他对仕途已然绝望。他渐渐明白，今生今世，致君尧舜的理想压根儿就是一个笑话。

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想找一个平静的地方归隐，在耕读中了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