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不老的”

1980年，商承祚、容庚、沈从文聚于苏晨家。 （花城杂志社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

“中国当代文学要是没有《花城》，整个色彩会少了一大块。”

“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成名作在《花城》出的？一个刊物要有这样的勇气，我宁可发无名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愿意去跟人家抢一流作家的二三流的作品。”

1978年，广东高鹤的一间县招待所里，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苏晨和编辑们原本的任务是讨论筹集一本伤痕小说集。席间有人提出，不妨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众人一拍即合，苏晨当场拍板，“说办就办”。

第二年4月，《花城》杂志正式创刊。名字是从“怒放”“黄花”等一众提议中挑选出来的，取自作家秦牧的同名散文集，又是广州别称，有地域特色。

那是新华书店经常排长队的年代，只要有新书出版，人们就会争相购买。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刚刚走出无书可读的荒漠，文学一时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花城》的前后，《十月》《收获》《当代》等杂志也相继创刊或复刊，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刊潮。

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人公是一位“四五运动”中因反对“四人帮”被逮捕的青年。作者华夏先将它投给《十月》，但未被采用，当时“四五运动”未有定论，其他刊物有所顾虑。《花城》不仅录用，还把它作为了创刊号的头条。

“应该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和当时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一样，艺术水平一般，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更看重的是作品透露的情绪与思想，不太执著于艺术欣赏。”《花城》前主编范汉生认为，禁锢是一点点冲破的，对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不宜求全责备。

1980年底，江苏镇江，全国27家文学期刊的主编碰了头，人们归纳出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花城》以婀娜多姿称作“花旦”。会上有人动议成立一个协会，《花城》时任副社长苏晨当选为会长。

当时杂志不愁发行和回款，创刊号出版后的八个月还在进行第三次印刷。每期只要有一篇打动人心的作品，就可以加印，发行量最多的一期，达到了六十五万册。

范汉生路过广州下九路的新华书店，见到门口长长的人龙，正在等待买一本《花城》。那个属于文学的时代开始了。

别的地方不可以发，就投去《花城》

创刊初期，《花城》和其他文学杂志一样，作品多表现历史的伤痕与反思。例如曾刊登黄永玉的诗《曾有过那种时候》：“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不久，《花城》卷入了一桩公案。作家遇罗锦因《一个冬天的童话》名声大噪，她的作品多取材自亲身经历，翔实记录了自己的家庭、婚恋以及因哥哥遇罗克而遭受牵连等遭遇，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个如今已鲜少被人提及的名字，在当时却一举成名，备受争议。

1980年底，《花城》编辑部拿到了遇罗锦的新作《今天的童话》，相当重视，多人传阅，但众人意见产生了很大分歧。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和某报纸副总编辑的婚外情，以及与自己的丈夫闹离婚的故事，很容易和现实原型对号入座。

范汉生作为当时的编辑部副主任，反对发表这篇作品，他担心尺度有问题，对遇罗锦的文风也有所保留，“我非常不赞成用小说泄私愤，用小说攻击别人，或把小说当做审判状”。

这篇作品一度搁置，但最终修改辗转，更名为《春天的童话》，发表在《花城》1982年第1期上。小说刊发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多家主流媒体的批评，主管部门要求将杂志收回。这本定价1元的杂志，很快在地摊上涨到了10元。

之后，编辑部刊登了《我们的失误》：“我们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低，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

出版局领导召开会议总结此事，《花城》时任副总编辑李士非做了检讨。

1982年春节，范汉生(左二)与杨沫(左三)、遇罗锦等人在一起。 （花城杂志社供图/图）

几年后加入《花城》的林宋瑜当时还是大学生，《春天的童话》在校园里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这个题材和内容本身很有争议，文学性不高，它的叙述方式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她告诉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