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思远，我的名字比人家想得远

这个行业还有很艰苦的人和事，比如老武行现在都退下来了，去做小贩、开计程车，我看着很难过。他们身上伤痕累累，没有谋生能力。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金来帮他们？

图/彭辉

吴思远自认值得自豪的事情至少有三件。

70年代，他担任导演，第一个用真实场景拍摄武打片《荡寇滩》，打破了以邵氏为代表的布景拍摄方式。这部电影成为了他的成名作，取得173万港元的票房，名列1972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排行榜第6。

他挖掘、培养了香港的一批武生、小生、导演，他们包括但不限于成龙、徐克等至今在香港电影界仍举足轻重的人物。1978年，他邀请成龙出演《蛇形刁手》与《醉拳》男主角，票房为270万港元和676万港元，分获当年票房排行榜第8、第2。成龙因此告别此前票房毒药的命运，踏上巨星之路。也是从这几部电影开始，吴思远探究出功夫喜剧的呈现方式。

1979年，吴思远监制了徐克的电影导演处女作《蝶变》，次年，监制了他的《地狱无门》。两部电影在商业上并未取得成就，但影片凭借独特的表现方式，迅速成为当时香港“新浪潮”的重要作品，徐克也因此成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此后，二人进行了包括《新龙门客栈》《青蛇》《双龙会》《黄飞鸿》等系列作品的合作，徐克的新式武侠片风格日渐确立。

80年代中期，吴思远与导演许冠文一起率领由电影艺术家和实业家组成的香港电影代表团与内地政府电影主管部门接洽，开启了两地电影业的大规模合作。《新龙门客栈》《青蛇》《人约黄昏》及《黄飞鸿系列电影》等影片都是这次合作的产物。香港回归后，他频繁为两地电影互动奔走，连续五年出任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席。

这构成了吴思远的多个身份标识：导演、制片人、出品人、社会活动者。从成绩来看，他在多个身份中取得了平衡，且都有突出表现。从1966年进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南国实验剧团编导科学习算起，吴思远进入电影行业已经超过53年。他从香港电影的巅峰走来，经历了香港电影的低潮，致力于推动香港电影复兴。

吴思远身上有着香港电影人的传统性格：没办法想办法，没条件创造条件。面对邵氏大片场制度垄断时，他尝试了实景拍摄；武侠片泛滥乏力后，他开启了以《廉政风暴》和《七百万元大劫案》为首的社会新闻电影；请不起大明星时，他挖掘、培养新人，找会武功的人拍武打片，找有喜剧天分的人拍喜剧片，《荡寇滩》《赌圣》等影片成为范例。

他认为自己人生有诸多“值得骄傲”，这些骄傲由电影票房、变换的身份和各类头衔一并贡献。他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话中，“我”字出现的频率极高。经验使他坚信自己拥有足够狠辣的眼光，事实让他更加确定这一点。他将之归功于自己的名字：我叫吴思远，我的名字比人家想得远。

2002年，吴思远开设了UME华星国际影城和UME新天地国际影城，成为影院商。2017年，他将50家UME影院出让，出品人成为他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最近，他还担任策划出版人，出品了沈西城创作的《金庸往事》，并为其作序。6月，他回到故乡上海，与沈西城、曹可凡一起回忆金庸。

我打破了制片厂制度的垄断

我1944年出生在上海，但我是广东人，原籍珠海，16岁到香港。

小时候电影票几毛钱就够。爸爸每个月会寄钱回来。他当时在香港，一年回来三四次。走之前会把口袋里所有的人民币、零钱全给我。我看电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了，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叫早早场，意思是8点钟，礼拜天才有，给那些小孩子看的，最便宜。有时候电影院门还没开，大闸都没开啊，我跟我弟弟就已经在门口等了。

50年代初有苏联片，有中国自己的电影，有段时间，把很多解放前拍的电影都放出来，《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天涯歌女》《夜半歌声》……我真正印象深刻的还是旧上海的那些电影，当时如果香港有片子来到内地，那就不得了了，长城、凤凰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