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脑子里有一束光”

近十年间，欧阳维大量阅读外公和爷爷留下的文字，循着他们的足迹去打捞昔日旧影，这个过程让他着迷。他说：他们太丰富了。

欧阳予倩故居。 （视觉中国/图）

欧阳家跟田家有一个约定：如果我父母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要姓欧阳，这样我就随了妈妈的姓。我和哥哥姐姐从小在外公家长大。我的父亲田海男是田汉的长子，我的母亲欧阳敬如是欧阳予倩的独女。从我父母的婚姻可见欧阳予倩和田汉的关系。

表面上看，外公和爷爷的人生很不相同: 外公出身于浏阳望族，爷爷是长沙县的农家子弟；外公温和，爷爷热烈；外公写正剧，也写喜剧，一生按他的想法走下来了，幸好没有受到大的折磨；爷爷爱写悲剧和爱情冲突，一腔赤诚，但他的人生起伏跌宕，晚年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以悲剧告终。

夏衍说过，对于寿昌和予倩，“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在艺术风格和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外公和爷爷似乎有所不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精神上契合，在艺术道路上合作，友谊纵贯了一辈子。他们之间也经常争论，曾经争得脸红脖子粗。外公被认为是“磨光派”，爷爷被认为是“突击派”；“磨光派”批评“突击派”的作品过于粗糙，艺术性和功底不够；“突击派”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不能苛求艺术水平。但事实上，争论也是他俩友谊的一部分。

他们有同样的良知，他们都是头脑中有一束光的人。

他们在1920年代相逢

在外公的记忆里，1913年他在长沙组织文社演新剧的时候，爷爷去看过戏。可是田汉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穷师范生，没钱买票，戏没看成，只是经过左文襄祠门口，看到文社演剧的广告和布景师在做景片，心里十分羡慕，引起他对新剧事业的向往。他知道欧阳予倩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不去考洋进士，反而投身戏剧，心里很佩服。

他俩正式认识是在1921年底。那时候，欧阳予倩在上海唱红楼戏，挂头牌，同时也演新剧；田汉刚从日本回国，在艺术上还处于唯美主义阶段，他们在艺术实践中偶有交集。到南国艺术运动时期，两人已经是合作伙伴。

1924年，爷爷田汉和奶奶易漱瑜一起创办了《南国半月刊》。爷爷奶奶青梅竹马，感情笃深，可惜1925年奶奶就去世了，那时我父亲才一岁多。爷爷因失去奶奶非常悲痛，写了许多悼亡诗。他把“南国”当作情感和事业的寄托，继刊物后，又办起了南国电影剧社和南国艺术学院。

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分别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文学、戏剧和美术系主任。洪深、徐志摩、郁达夫、周信芳等艺术家常来上课；唐怀秋、卜万仓、顾梦鹤、宗白华、黎锦晖等都是南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骨干。他们两人在1926年以主席名义邀请各路艺术家举办“消寒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