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顾城
顾城的死对我当然有震撼,但不算太大。放在人类命运这种大背景来看,我觉得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让我简单地被震惊。如果不是顾城和谢烨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具体的人的话,那也只是无数的死亡事件之一,无数死者之一。我说过好多次,我们这几十年的一生,其实已经历了好多次轮回,好多次死而复生。
责任编辑:朱又可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18日《南方周末》)
顾城的死对我当然有震撼,但不算太大。放在人类命运这种大背景来看,我觉得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让我简单地被震惊。如果不是顾城和谢烨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具体的人的话,那也只是无数的死亡事件之一,无数死者之一。我说过好多次,我们这几十年的一生,其实已经历了好多次轮回,好多次死而复生。
【一】
我在认识《今天》杂志的这拨人之前,最先认识了顾城。我们认识的时候在1978年中,社会已经有所松动,有了一种苏醒过来的气氛。
那前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有一个小报,铅印的,叫《蒲公英》。当时顾城在上面发表了《生命幻想曲》等一批诗,引起了公刘之类诗人的注意,由此引发了朦胧诗讨论。顾城通过他爸顾工和谢冕认识,谢冕也算朦胧诗最早的支持者,从开始直到现在。通过顾城,《蒲公英》跟我也比较熟悉了。
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题目用了海涅的句子:《我是剑,我是火焰》。当时批判特权是一个公众性的话题,这首诗很直接,用语相当厉害。《蒲公英》把它登在头版,整整一个大版,很气派。
后来“清除精神污染”时朦胧诗和我的《诺日朗》都被批。我一年多没发表作品,沉默一直延续到1985年。到1985年,作为我们“复出”的标志,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包括舒婷、江河、我、顾城、北岛。
其实那时的文学开放,还晚于某种社会开放,也就在那个前后,除了顾城,我还认识了朱伟,那时我们是一个小文学圈。经常在朱伟工作的《中国青年》杂志社聚会,其中还有郭小川的儿子郭晓林等。
我记得和顾城一块去看西单墙上的大字报,同时也看到了在墙上贴着的一大堆民间刊物,《启蒙》《今天》《沃土》《四五论坛》等等,都是社会性、文学性的油印本,《今天》在其中,因为其诗歌特别惹眼,因此我们也就当然对它特别感兴趣。
《今天》只是无数油印的杂志之一。当然《今天》有它独特的味儿,这就是现代诗。但我那时的文学品位还不算现代,反而是一张巴掌大的歪歪斜斜粑在墙上的纸片击中了我,那是食指的诗《野狗》,好像后来被改名叫了《疯狗》。那首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好多句子至今背得出来: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做人看/仿佛我变成一条野狗/漫无目的游荡人间。还是押韵的,而且有很有力量地内在推进:我还不是一条野狗/狗急也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野狗更有无穷的心酸……我还不如一条野狗……倘若我成了一条野狗,我就将怎么怎么样,而最后一句令人记忆深刻:我将非常高兴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我当时一看,太振聋发聩了。
《今天》被拆开成一页一页的,最后一页上,用钢板刻出来一个地址:东四十四条76号。就是当时《今天》编辑部的地址。我们说,得去看看这地方。
我和顾城在一个冬夜摸着黑,冒着小雨儿去探访东四十四条76号。那种夜访,有点像朝圣,更有点心怀忐忑。找到那门牌,是一个小破砖门楼,一推门就开了,可里边空空的没人,叫一声,里屋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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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周凡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