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三副面孔

崔健的第一副面孔，是呐喊者，天生有一副好嗓门。1961年8月2日，他出生在北京东郊幸福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部队的专业小号演奏者，母亲是舞蹈团成员。老崔偷偷把儿子生日改成8月1日建军节，为他起名崔建军。后来，小崔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于是做了修改。1975年，14岁的崔健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吹小号。古典乐器锻炼了他的肺活量，让他日后爆发出摇滚的嘶吼和高音。

1986年的北京，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崔健走上首都体育馆的舞台，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这声“一无所有”的呐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中国摇滚元年”的神话。嘹亮、凄哀的唢呐独奏段落，也成了标志性的瞬间。

这声呐喊属于改革开放之初，贫穷、焦渴、躁动的八十年代，仿佛携带着黄土文明的重负，一无所有的，不仅是“我”，也是一贫如洗的一代人。困厄的身体便是黄土的塑像，只有灵魂出窍，让空白和空无成为重音。这声呐喊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自我解嘲，反抗的起点不是外物，而是自我的牢笼。这声呐喊，又是“饥饿艺术家”式的自剖与展演，让观众也意识到饥饿。

几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用红布蒙住双眼的崔健，继续喊道：“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 我说要上你的路 /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我感觉你不是铁 / 却像铁一样的强和烈 /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 /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 却看见这儿的土地已经干裂 /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他铿锵、含混不清的咬字，反倒喷薄出了锻铁似的力量。

之后，八十年代末的黑豹、唐朝，九十年代初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群起而歌，国人麻木的耳朵一再被呐喊刺激。

崔健的第二张面孔，是反叛者。他不断清理、主动偏离自己的艺术道路。作为北京交响乐团的专业小号手，本可以端着铁饭碗，享受西洋古典乐的体面工作。但他开始受到欧美流行乐的“蛊惑”，于1984年与同伴组成名叫七合板的乐队，出版《浪子归》专辑。这张专辑中大多数歌曲是对英文歌的稚拙翻唱。不过，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披头士、滚石乐队的音乐冲击着崔健的世界。

1987年，崔健离开北交，为ADO工作。ADO是新兴的北京乐队，成员包括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匈牙利的贝司手巴拉什和马达加斯加的吉他手艾迪。这些外国音乐人带来了摇滚、布鲁斯和爵士乐。在ADO的帮助下，崔健发行了他心目中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此后，专辑《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分别于1991、1994、1998年面世，崔健始终在寻求变化和突围。比如《红旗下的蛋》突出打击乐的三个声部，使用了传统中国打击乐和油桶。《无能的力量》是前卫数码摇滚，利用Rap音乐语义上的密集，描述20世纪末变化的中国社会。

因为不愿自我重复，崔健产量很低，也因此远离了流行文化的工业体系。2005年出版了在声音实验上十分超前的《给你一点颜色》之后，十年过去，才推出新作《光冻》。这些年来，他的音乐风格横跨Reggae、Rap、Jazz、Funk、Hip-Hop、电子乐和民歌。大多歌迷对他的想象还停留在80年代，但他已只身跑得太远。对崔健来说，首先是实验艺术家，其次才是明星。全民偶像与小众音乐人，在他身上形成了奇妙的形象张力。

崔健的第三副面孔，是思想者。学者周国平回忆第一次跟崔健见面时，问他写歌词的情况，崔健回答说，他文化不高，写词比较费劲，还说他不喜欢读书，但喜欢读《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把崔健称作“一个执着的思想者”，两人的对谈集结成书，叫《自由风格》。崔健说：“我对音乐的要求，对音乐结构的了解，实际上对文字有特别大的影响。这种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只有在你做过这种训练以后，它才给你打开了一种空间，等待着你运用文字去组织它。音乐把我的张力都打开了，当时我说不出来，很害羞，说话结巴什么的，但它把你的空间像帐篷一样支起来了，一旦你有机会接触文字或社会的时候，它全都对号入座。”

面对媒体访谈，崔健经常表现得像个智者，犀利，透彻，点到为止。他说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虽然中国文化有主旋律，但主旋律不是主流，他这样的摇滚歌手成了主流。现在可怕的是，不仅有主旋律，还有一个庸俗的市场制造出来的主流，他做的音乐就成了非主流。

对历史、时代、人性，崔健有太多东西要表达，音乐已不能完全承载，于是他做起了导演。电影是综合性的媒介，有视觉、声音，还有叙事。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为崔健电影处女作《蓝色骨头》掌镜。崔健的同名歌曲《蓝色骨头》在影片中以四种曲风出现，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的音乐电影。崔健用大量的念白浇胸中块垒，比如：“浪漫都是虚拟的，而孤独才是真实的，庆幸的是，只有孤独才是穿越时空的途径，而浪漫只是穿越时空的目的。”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