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理想的书房是一整个图书馆

许知远在书房中。

许知远向记者展示历史资料书中影印的前人手迹。

从早年的媒体人，到参与创办单向空间，再到近年因录制视频节目《十三邀》爆红，许知远一直以网红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直到历时五年撰著的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出版，他作为严肃写作者的一面才得以再度展露。

单向空间·东风店位于北京朝阳区驼房营南里的东风艺术区内，楼下是书店，楼上是许知远的办公室。这里是许知远日常工作、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最近五年，因为埋首写作梁启超传记，书架上累累叠叠都是近现代历史类书目。梁启超像一个辐射点，其能量和光芒涉及传统知识、西学、教育、政治、新闻媒体、科技与思想变革诸多领域，牵扯出转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为了全景式再现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及其同代人，许知远搜罗了几乎所有相关书籍，这意味着一本400页左右的传记背后惊人的阅读积累。

作家的书房与他的作品息息相关，那里隐藏着写作不为人知的秘辛与甘苦。许知远的写作是半学术型的，因此他的读书极有目的性，为了治学、释疑或钩沉史实。他的阅读则是流动的，新的阅读兴趣靠空间的变换激起。他喜欢阅读传记，青年时代从北大图书馆偷走一本《李普曼传》，视若珍宝，为此还交了23元的罚款。

面对“私家书房”的采访，许知远坦言，许多书好像买来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焦灼。作为书店创办者之一，他对私人拥有的书房无甚兴趣，理想的书房就是一整个图书馆，有浩瀚无垠的藏书。“在书架间晃荡，总会有意外的发现”，对他个人而言，“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在不同地方的图书馆发生。”

【访谈】

想去看看卡萨诺瓦的书房

南都：请介绍你的书房。这间书房有多大面积、大概多少册藏书？

许知远：我对书房没什么概念。我喜欢图书馆，比较浩瀚。也喜欢书店。这个办公室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有我比较常用的一部分藏书。这部分藏书基本上和近现代历史有关系，因为我正在写梁启超传记的第二卷。你看这里有《章太炎全集》《李鸿章全集》……各种各样的这些资料比较多。隔壁是我同事的办公室，也是放我的书。

南都：你通常购买哪些方面的书籍？

许知远：我买的书跟我研究相关的比较多。其他的，看它封面设计好不好看吧。买了书根本读不了，没有时间读。好像买来不是为了读的，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焦灼的。因为我买了，通过占有来遗忘自己没有时间阅读这个事实。

我没有特别规律性地去藏书，某种意义上它充满了很强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当我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书房里就堆满了类似的书。现在这里的书很大程度都跟近现代中国历史、亚洲历史有关系，因为我在写青年梁启超的书，所以大部分是比较贴近他的。比如现在我读的这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跟我现正在写的梁启超第二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我现在读闲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这让我感觉非常沮丧。闲下来乱读的就算闲书。有些作家我会买比较多，有些作家我会尽量收集，比如奈保尔、旅行作家简·莫里斯。更现实一点，目前市面上所有关于梁启超的书我都会找来。

南都：你觉得理想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许知远：就是整个图书馆，好多藏书。我自己不可能实现。所以公共图书馆很好啊，它就是一个理想书房。如果未来中国能够有一个好的公共图书馆，那将是非常美好的。

我以前喜欢去国图，那儿安静，唯一的缺点是不能躺，只能坐着看。但是在书架间晃荡，总会有意外的发现。我以前也经常去港大图书馆查资料。中国的好图书馆太少了，不够开放，比较麻烦。我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是在不同地方的图书馆发生的。我在北大图书馆偷了一本书，《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价格2 .31元，我赔了十倍，23元。当时买不到那本书。那本书是我无意中在书架上翻到的。李普曼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专栏作家，写各种国际事务的分析，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美好的，对这个世界胡说八道，见不同的人，以评论世界为业。那是打动了我的一本书。后来我的朋友吴晓波策划再版了那本书，我给它写了个序。

我去伯克利大学，被震惊了。我问图书馆管理员可以借多少本书，他说可以借200本。剑桥大学只能借5本书。所以你觉得美国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薯条也大，汉堡也大，车也大，借的书也可以很多。一种充沛的感觉。

大学时代很多时间我也不喜欢去图书馆。图书馆太安静了，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乱走。当教学越来越严厉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到图书馆也不看书，就是做作业去了，气氛变成了一个自习室，不像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应该是一个更freestyle（样式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开始去书店。那时候北大南门有风入松、国林风、万圣，尤其夏天那里面开着空调，穿着拖鞋在里面泡一下午，翻各种乱七八糟的书，度过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光。

我对私人占有一个书房毫无热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藏书，对这本书是不是属于我也毫无热情。我只要能读就好了。

南都：你的写作也是在书房里进行吗？

许知远：我很多写作是在咖啡馆里，在酒店酒吧的吧台上，在大排档上。我喜欢在跟书无关的地方看书。我最高效阅读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酒店里临睡前。我是一个移动中的阅读者，我不能困在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空间变化。我需要到一个地方才能读书。我最近几年老去日本旅行，我是不断地旅行、见了很多人之后，才重新勾起阅读的欲望。或者是到了现场之后才会想去读。

我以前很喜欢日本的一个很怪的政治人物，他是19世纪末《明治宪法》重要的起草人之一。比如说他去维也纳，到了维也纳以后他哪也不去，躲在旅馆里读所有关于维也纳的书，关于欧洲历史的书。读完之后再换一站，再去读。他也不出去看。我特别理解他。我觉得这种阅读者很有意思。但那个现场会给人很多很奇怪的感觉。

南都：最近出版的新著《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 1898》这本书在哪里写就的？

许知远：在旧金山写了一部分，在横滨写了一点，在北京写了比较多。大部分是在北京写的。在旅途中也会写。在飞机上也会写。在长沙、武汉好像都写过。

南都：如果可以去到一位作家/艺术家/学者（已故或健在）的书房里去做客，你最希望探访谁的书房？

许知远：我想去看看卡萨诺瓦的书房。卡萨诺瓦是当年欧洲特别有名的一个浪荡子。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出一本回忆录，因为他一生有那么多经历。但他同时是一个很博学的人。我很好奇，他晚年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被什么样的书包围着。

南都：如果可以邀请一位作家/艺术家/学者（已故的或健在的）到你的书房来做客，你最希望邀请哪一位？

许知远：娜塔莉·波特曼，《黑天鹅》的女主角，她还演了奥兹小说改编的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我对她挺好奇的。我觉得她应该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女孩子。可以聊聊天吧，各种瞎聊呗。

梁启超是一个书单爱好者

南都：《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写了五年，在这五年里，你做了哪些田野工作？我听说你走访了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这些走访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许知远：很多资料可以从文献中得来。收获的是感受。我进到广州的餐厅里面，吃早茶时广东话那种人声鼎沸，点一个菜端上一盆蛇肉，食物的那种异样……你就会更理解梁启超生活在怎样一种语境之中。这种东西有助于对气氛的理解。

南都：你希望读者看到一个怎样的青年梁启超？

许知远：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只是尽量写出这样一个人。有的人可能喜欢他的友情，他和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喜欢他那种壮烈的东西，他和谭嗣同的分手。有的人可能喜欢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的热诚。有的人喜欢他的谦逊。都可能。所以我没有说要传递给读者，某个东西是你要知道的。文本有它自身的逻辑和价值，那是你自己寻找的结果。

南都：是否研究过青年梁启超阅读的书籍和他的阅读习惯？

许知远：我知道他喜欢晚睡晚起。他不是个爱起早的人。他是那种非常杂乱无章的阅读者，可以同时应对很多信息。他是一个高速的信息和知识的处理器，处理能力非常强。

在时务报馆期间，他的办公室和住的地方是混在一起的。上海的四马路是现今的福州路，衰落的书店街，书都按斤卖，当年却代表一种新思想。时务报馆在四马路上。那是一个很紧张的小屋。他的太太、他的弟弟都住在这儿。厂店合一一样的。四马路是旧上海很繁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它一半是报馆、出版社、书店，另一半是茶馆、西餐厅、青楼，非常混杂的一种情况。高度感官和高度智性的生活同时很活跃。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是一个对新世界的窗口。各色人等在穿梭，从山东、四川来上海买东西的人，他们要在里面交际，这里是一个交际场。很多新思想、社团又在这种交际中诞生。它是维新志士们的舞台，也是各种虚荣，各种奢侈、喧闹的舞台，其中良莠不辨。

梁启超当时也有给学生开过书目，西学要读什么书，中文要读什么书，书单不就是他读的东西吗？他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个爱开书单的人。这背后是一个知识分类的问题。新知识涌来，旧知识沉淀，怎么去应对这么一个混乱的知识世界？开书单实际上是一个知识的路线图，是对知识的重新梳理。他要成为自己意义上的w ikipedia，目录学式的检索、分类，我相信他要创造自己的维基百科，自己的谷歌。

1873年，梁启超20岁的时候，他的第一本著作叫做《读书分月课程》。“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他把学问分为五类：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给出了一个六个月的速成书单。他要求学生先读《万国史记》，其次读《瀛寰志略》《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此外还有天文学著作《谈天》，地质学著作《地学浅识》，基本上在今天就像下载了一个得到APP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