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　林语堂属于21世纪

钱锁桥认为，林语堂一辈子思索的是如何让中国文化重生，以及再造一个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关键在于批评，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带有理性和建设性态度的批评

新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北外毕业的英语系学生钱锁桥（本名钱俊）和身边的同龄人都在跳迪斯科、留长发，“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从萨特到福柯，个个谈哲学，个个都是诗人。”

等他到深圳大学外语系教书并兼任外事秘书时，问起一位美国外教，现今西方最牛的大哲是不是叫福柯？他是怎么回事？外教借给他一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一头扎进去看的钱锁桥，由此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福柯探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方法和视角新颖，批评尖锐深刻，在当时西方世界备受推崇。钱锁桥索性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

在书店，他偶然还碰到一本叫《中国人》（《吾国吾民》）的书，是一个中国作家英文著述的汉译，“作者的名字叫林语堂，此前从未听说过。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

几年之后，他去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在图书馆发现了满满当当的林语堂英文作品，他立马读了个遍。“中文的书要去东亚图书馆看了，这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文本中接触林语堂。”

他逐渐从那个时代对西方理论的集体痴迷潮流中抽离出来，继而追问，我是谁？所谓的新的中国从哪里来？中国文化如何融入现代？“这就涉及到五四新文化一代人的东西，我后来发现，整个一套强加给我们的叙述，是有问题的。”

1994年钱锁桥回国了一趟，有意识地搜遍了当时国内有关林语堂的所有论述和文章。尽管类似“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帮闲文人”这样的字眼已经很少，但结果依然让他大跌眼镜。“批评者完全没有读过林语堂英文的著述，关于中文作品也集中在散文分析和左翼对林语堂的批判。字里行间更多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本身的话语，他们小心翼翼地想为他正名，但又不知如何言说地紧张。”

在美国求学、任教，继而赴香港城市大学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任教，钱锁桥与在西方生活30年的林语堂有着类似的跨文化经历。但有关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后的写作、生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成果与分析，海内外学界一直鲜少有人涉及。

这份空白里，有知识结构（语言壁垒）的局限、信息缺失的天然因素，也有学术界涉及意识形态的认知鸿沟。“中国作家写的英语文学，到底该不该列入现代文学史呢？包括美国，民间视他为畅销书作者、介绍东方的‘生活哲学家’，但知识界特别是左翼，也对他或反对，或避之唯恐不及。”

2019年初，钱锁桥耗多年之力写就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繁简体版本几乎同时出版。在今春回国做讲座、沙龙的过程里，不断有读者表达对林氏《苏东坡传》的喜爱，很多人说，因为看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才了解到林语堂。而像汉学家顾彬这样的评论圈内人士，也连连问他：林语堂英语怎么那么好？

“他英语的确好，这都要归功于他在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教会教育背景。但这不是林语堂最大的价值所在。”钱锁桥微蹙眉头。“和大部分西化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林语堂一辈子都关注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西学背景资源主要是为中国文化之转型和重生服务的。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他critic（批评家）的这个身份。”

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于上海，1933年。改革开放前，国内出版界刊登该照时林语堂和伊罗生的影像被抹去

批评家

以倡导“闲适”和“近情”出名的林语堂，天性里有冒险、反抗不公的因子。1920年代中，他和北京的学生一起上街抗议北洋政府，向警察扔石块。此后到厦门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后来索性奔赴国民革命中心：武汉。

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1927 年的国民革命，结果革命却以不同党派合作破裂结束，林语堂对此相当失望。

“到30年代他不要革命，这和左翼的一整套政治理念是不一样的。他并不革国民政府的命，而是要坚持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批评的底线，即使（他的批评）经常遭到国民党的抵制。”钱锁桥提到林语堂在1930年初给寰球中国学生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