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南方美学

侯孝贤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客家人，出生后不久随家人移居台湾。由于父亲患有肺病，台北气候潮湿，会引起气喘，全家迁到了高雄附近的凤山。凤山的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之地，每年轮番演出一两个月。侯孝贤在这里观看了很多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在县政府附近偷芒果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一个从树上远远观察世界的视角。少年时代，侯孝贤混帮派，斗殴、赌博。父母早逝，成年后他去当兵，决定“洗心革面”，做一个新人。当兵期间迷上电影，最多的时候一天去戏院看四场。

1970年代，侯孝贤从场记、编剧做起，进入电影行业，并在80年代初开始执导，与杨德昌一起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将。杨德昌于1947年生于上海，只比侯孝贤小几个月，籍贯也是梅县。虽然同为外省子弟，但是跟台湾南部“混社会”的侯孝贤不同，杨德昌在台北的眷村长大，后来赴美留学，曾在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从语言这个角度就可窥见两人微妙的差别，杨德昌的影片多以台北为背景，以国语为主。侯孝贤的影片则更多地呈现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的鲜活生态。如果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杨德昌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侯孝贤则是现实主义电影诗学最冷静、隐忍的践行者，他避免评判和介入，而是将生活样态和历史景深作为描写和记录的对象。杨德昌客串了侯孝贤的影片《冬冬的假期》，侯孝贤则与蔡琴主演了杨德昌执导的《青梅竹马》。两人共同开创了一个台湾新电影的辉煌时代。他们的影片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盗版VCD流入大陆，数十年来影响了无数大陆影迷和电影人。

《恋恋风尘》演员辛树芬（前排左一），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1983年上映的《风柜来的人》是侯孝贤第一部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电影长片。几个青年高中毕业后等待征兵，百无聊赖，通过赌博、打架挥霍过剩的精力，他们离开家乡风柜，来到大城市高雄，如迷途羔羊，闯入都市的五光十色。影片被法国《电影手册》认为是“以帕索里尼首部电影（《乞丐/Accattone》，1961）的方式来讲述渔乡青少年的暴力，它具有半自传性”，饱含了“一种粗暴的力量、电影的直觉……一种能敏锐地认识事物变化的清醒”。《沈从文自传》启发了侯孝贤观看世界时冷静、超然的态度。青年们在街头等车时的“跳轴”段落，则显示出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在清理华语电影的美学俗套、革新电影语言这个意义上，侯孝贤的工作类似于戈达尔和特吕弗。

此后，1985年的《童年往事》和1986年的《恋恋风尘》是两部更加成熟的杰作。用中景固定长镜头，捕捉画框中日常生活的丰富肌理，成为侯孝贤标志性的电影手法。侯孝贤说：“小津、布列松和我都有一个基础，我们使用的不是那种戏剧性的方式，戏剧性可以去安排，当然它的底子也是写实的，我们是将真实生活里面的片断拿来使用……到现在我其实没有变，形式怎么在变，到最后还是对人的这种生命的原型、生命的本质有兴趣。”《童年往事》的英文名叫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这似乎暗指了侯孝贤的人生哲学，悲凉而超脱，无论祖母离世还是恋人离别，都哀而不伤。在他的影片如中国画留白般的空镜里，在穿过隧道驶向葱郁山色的铁轨上，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成为人物情绪的拓片、余响，使目光的伦理获得了一种物我两忘的美学蕴涵。

1989年的《悲情城市》和1993年的《戏梦人生》进一步奠定了侯孝贤大师级的影史地位。前者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者则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那一年的金棕榈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新西兰导演坎皮恩的《钢琴课》分享。张国荣绝代风华的表演成就了《霸王别姬》，但是从电影艺术的维度，《戏梦人生》在多年之后也许更值得回味。生于日据时期的布袋戏大师李天禄，讲述自己的人生往事，故事终结于日本战败投降。口述、扮演以及作为“戏中戏”的布袋戏、歌仔戏表演，交织成纪实与虚构的棱镜。历史风潮中家族命运的起伏、艺术家荒诞又专注的人生之旅，最终落归到对一切叙事艺术的怀疑与自指中。如果说北京人陈凯歌代表了一种从观念出发的北方美学，侯孝贤则对应着从感性出发、最终抵达经验的纵深处的南方美学。1996年的《南国再见，南国》，南方美学的意味在标题中就呼之欲出。描写不羁、躁动的台湾年轻人的《南国》是动，描写清末上海青楼洋场的《海上花》则是静，全部是昏暗、华丽的室内戏。为了拍《刺客聂隐娘》，侯孝贤仔细研究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他说，“我要能回到唐朝去住一个月就好了”。这部最新的作品，使他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侯孝贤的作品序列对于华语电影，就像雷伊之于印度、阿巴斯之于伊朗。他承前启后，一以贯之，影响所及，既包括与他同岁的香港新浪潮代表许鞍华，又包括大陆的贾樟柯、张大磊、毕赣，韩国的李沧东，日本的是枝裕和、河濑直美等后辈。在他身边围聚的电影人，如编剧朱天文、摄影李屏宾、录音师杜笃之、音乐人林强，也广泛影响了两岸三地的电影和文化。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