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1993年的一次进击

1993年在湖南某个偏远县城的书摊上，我买到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那本至今仍放在广州家中书架上的旧书，是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一个重要信物，或者说象征。那一年我因为耽于幻想学业废弛，没有考上高中；那一年暑假我在邵阳县一个叫郦家坪的地方，因为看不惯一个五大三粗的屠夫欺辱卖菜的老妪，与其发生争斗，被屠夫和他的帮手狠狠揍了一顿，至今我尚记得二姐拉扯我起身时哭泣的样子；那一年我面临着是戴着眼镜“锄禾日当午”还是继续上学的分野……当然，那一年我也不会想到，2013年我在西安街头与贾平凹先生去面馆吃面时，谈及1993年，我会脱口而出，背了《废都》的第一自然段：

“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一日活得泼烦，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甚感疑惑，询问了，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花就十分鲜艳。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用衣包回，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

我得感谢我的坏记性，在那一刻没有习惯性失灵，得以以这种方式，向这位曾深刻影响过我的长者致意。这种致意当然是私人性的，不具公共性。不记得是这一次还是此前此后的哪一次，我曾跟贾先生提及20年前读到此书的情景，我告诉他，这本很可能是盗版的书，在我们村流经了好几个堂兄之手，当它再次回到我这里时，上面布满橘子汁、油渍、指印和斑点。我开玩笑说：“你必须得对一代青年的性观念负责……”

相对于在西京城里住了20年的乡下人贾平凹而言，无疑，那一年全国许多与我一样住得更远的乡下人读到了《废都》，这种文学奇观即便在后来信息无碍的网络时代亦未曾再次出现。那时邓南巡讲话刚过不久，坚壁厚垒的计划经济遭遇来势汹汹的市场洪流，那些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的人心欲望正在铁板下长芽、开花。

在《废都》之前，贾平凹以质朴、闲适、清丽、冲淡的文字，以陕南故乡为中心，讲述他心目中的天地已然十余年。他勤奋、多愁、敏感，他的文学根据地，地理狭窄却风物广博，与莫言的高密乡一样，“商州”恐怕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后几次有关故乡的文字再造和倒影成像。除了在《浮躁》中试图集中问题，思索一块土地与时代和国家的更大命运之外，在此之前，贾平凹并不急于呈现或者说在文字里触发自己与更广泛世界的联系。进入1990年代后，他的个人病（照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是全国著名的肝病患者）与家庭变故（父亲去世，婚姻解体），和时代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风暴式的呼应。贾平凹终于将视点转入到了他眼下的城市，而非回忆、记忆的世界，这个城市的鸡零狗碎、蝇营狗苟不再是纯美的文学幻境所能包含和指涉得了的了，于是他写出了《废都》。“废都”这座与他身处的西京城在物理构造上高度重叠的城市，镜像衰败，空气浑浊，人物内心虚无，生活荒唐虚空。《废都》甫出，以其在性事叙述上的大胆和多处“作者删去××字”的有意无意的欲说还休，对读者形成了实与虚的双重引诱，一时风靡全国。

然而作为与陈忠实、高建群并驾齐驱的文学陕军三驾马车之一，贾平凹其时并没有享受到与《废都》巨大影响相符的对称性好处，因在露骨性描写和基调灰暗等方面犯禁，《废都》不久即遭封杀，贾本人亦受到全国专业杂志或非专业报章以及诸多研讨会甚至专门著作的轮番轰炸。《废都》盗版四处流布，各种草莽乃至非法的商业运作使此书暴得大名，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反噬效应。一时间，各种一边倒的大批判持续良久，我甚至在县城书摊上购买到了几本粗制滥造的批判合集和专著，正规出版社和非法盗版商在卖批判书上又大赚了一笔。《废都》及其批判事件余波荡漾数年，贾平凹却以勤耕不辍延伸自己，《白夜》《土门》《怀念狼》《高老庄》《秦腔》《古炉》《带灯》《极花》《山本》接二连三，这些长篇虽不再有《废都》的锐利和轰动，但至少使其堪当作家中的“劳动模范”之名。

今天回头来看，1993年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所带来的文学震荡，当是中国“改开”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有关文学及其价值的公共纷争之一，溢出了文学内部，进入了社会的广阔层面，其中包含着政治与文学、文学与生活的角力互动。那是大时代在文学上的一次巨大投射，这种投射谈不上是好是坏，但从此文学开始与我们的生活一样，进入了同样说不上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小时代。

作为一个年轻时曾深受其作品影响乃至因此走上文学道路的写作者，虽然几年后我自己的文学观已全然改变，但我一直深刻地记得1993年那个于他于我都很重要的年份，直到今天，我也不得不说，文学是弱者的事业，《废都》却是贾先生这位身体病弱、文风惯于轻抚之人，一次勇敢的进击。于他本人是如此，相较那个时代的其他写作者亦是如此。甚至于与今天这个书本上已经没有□□□□但写作者内心充满□□□□的时代相比，同样是如此。这种弱者以退为进、以溃败写溃败的方式，比某些看似高歌猛进的写作方式，要来得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