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书五经到四大奇书：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确立

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叟，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图为刘继卣绘《大闹天宫》。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正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

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从国家体制的演变着眼，可以将西周至1911年间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封建时代的文化、帝制时代的文化；从文化的载体着眼，又可以分为以简帛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以前）、以纸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时代（南宋至清中叶）、机器印刷时代（清末以降）；从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管理形态着眼，还可以分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从“哲学的突破”着眼，则特别关注中国思想史上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几种不同的角度之间，有重合之处，也有歧异之处，各有其阐释优势，又各有其阐释盲点，因而可以互补而不能相互取代。

一、从五经到四书

从世代更替的角度选择中国文化经典，其首选无疑是“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而“四大奇书”则是“四大名著”的雏形。

自西汉至盛唐，经典的数目虽然不断增加，有“七经”“九经”“十二经”之称，但延续的仍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一体系从中唐起才逐渐被以“四书”为主的经典体系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五经”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四书”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更大，“四书”取代“五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西汉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经六艺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续六经》授徒讲学，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经”。而中唐韩愈等人已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学》的重要性，发宋代理学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但在论为学次第和内容时都有相似的见解，那就是对“四书”特别重视。诚如吕思勉所言：“唐中叶以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

“四书”取代“五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佛学冲击、挑战儒学影响力相关。相较儒学，佛学的优长在于其心性之学。自魏晋南北朝时代，佛学由波若本体论向涅槃心性论转化，佛学逐渐找到其特色议题，涅槃佛性成为佛学主流话语。对心性之学的纵深开拓，使得佛学渐脱玄学苑囿，至隋唐以降而大张其道，士庶上下的思想疆域多为佛学所占据。

为了和佛学抗衡，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必须对过去的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