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血与水晶的乐器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这是1989年多多一篇文章的开头，文章的题目叫《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多多所说的“精英”，包括写下《相信未来》的郭路生（食指），还有与多多同岁、和他一起赴河北白洋淀插队的芒克、岳重，这些北京的老四届中学生在1970年代初，通过黄皮书读到了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据多多回忆，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他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开始动笔。在这一年，多多创作了像创世纪一样分为七天叙述的长诗《蜜周》，这样收尾：“我们在争论：世界上谁最混帐/第一名：诗人/第二名：女人/结果令人满意/不错，我们是混帐的儿女/面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方/我们做起了早操——”一种类似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气质，在多多的诗句中萌芽。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最强劲的书写者和源头性的诗人，不是后来的北岛、顾城，而是早慧的多多。黄灿然描述过面对《蜜周》时的震惊：“相信任何直取诗歌核心的诗人和读者都会像触电一样，被震退好几步”。

不过，多多第一次发表作品，要迟至十年后的1982年。在评论家的叙述中，多多被追认为“《今天》派”和朦胧诗人的一员，但他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我没有一句话是朦胧的，不能否认——有说不清的地方，但我的基本东西是清晰的，跟他们的不知所云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自称要把每一首诗改七十遍，“海明威一篇中篇小说他修改五十遍……他有巨人的体力，我没有，所以我写不了小说”。八十年代的多多，挥洒着酒神的诗篇：“巨蟒，在卵石堆上摔打肉体/窗框，像酗酒大兵的嗓子在燃烧/我听到大海在铁皮屋顶上的喧嚣……我在喊：我怕我的心啊/会由于快乐，而变得无用！”（《春之舞》）

多多著《多多四十年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 资料图片

就是在写下“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的这一年，多多离开北京，来到荷兰，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旅欧生涯。“鸽群像铁屑散落/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在《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这首名作里，多多显示出用超现实意象准确造境的能力。他诗中的形象，是集中、简省而充满爆发力的，它们服从于一种多多式的声音，让诗人成为一件乐器，世界的血与水晶、痛苦与丰富，通过词句的锻造奏出音乐：“在没有时间的睡眠里/他们刮脸，我们就听到提琴声/他们划桨，地球就停转/他们不划，他们不划/我们就没有醒来的可能”（《居民》）；“对岸的树像性交中的人/代替海星、海贝和海葵”（《过海》）。去国五年之后，多多感受到时间就如同迪伦·托马斯所说的“通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五挂红鞭放响五月，五指间雷声隆隆/而四月四匹死马舌头上寄生的四朵毒蘑菇不死/五日五时五分五支蜡烛熄灭/而黎明时分大叫的风景不死/头发死而舌头不死……胎儿自我接生不死/五年过去，五年不死/五年内，二十代虫子死光。”（《五年》）

通过破坏语言的逻辑性，直接带来一种晦涩、神秘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的一些诗接近他所喜爱的犹太裔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策兰的中文译者、诗人王家新比较了多多诗中的“无人”和策兰的“无人”。如策兰《赞美诗》中的“无人”，有研究者指出：“这里大写的‘无人’（Niemand）仿佛已经由否定性的‘没有人’变成了一个肯定性的‘位格’（Person），‘无人’，如同多变的奥德修斯回答独眼巨人的问题：我是‘无人’”。2004年，多多回到祖国，一度在海南大学任教。他的“无人”就出现在回国后的作品《白沙门》里：“柏油大海很快涌到这里，无人/沙滩上还有一匹马，但是无人/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无人/无人，无人把看守当家园——”

对于多多的写作与当代诗歌风潮的关系，胡桑做过一番精到的描述：“多多的诗歌具备了隐秘而独立的内部空间，其强大的磁场调适着任何时代的想象力、情感甚至良知，犹如急流中的巨石，改变着水流的方向和形状，自身却岿然不动。在政治抒情时代，多多的诗显得狂暴、晦暗而不负责任；在文化抒情时代，他的诗又过于自然、清晰、准确、天真而又幻想；在形式抒情时代，他的诗又显得充盈、孤僻、恋旧、杂糅着难以辨析的声音而不够纯粹；而在叙事抒情时代，多多的诗又显得完整、高傲、凭借抽象的羽翼而不肯着陆。多多的诗完成了个人精神的验证，抵挡住了每个时代的诱惑和骗局，他的诗拒绝被改写，甚至摧毁了每个时代贫瘠、屈服、麻痹的幻觉。多多的诗也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流派、任何一种口号钳制过。”相比于八十年代末，如今飞在天空上的，不用说，更是一群孱弱者了。但多多的骄傲让他可以做一个隐身的“不合时宜者”，就像黑暗大厅里的一件乐器。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