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 前后左右之争

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

以甘阳其人其文近些年引起的争议，他实在应该入选本刊的“30年争议者”。但他又佩服小平的“不争论”，“不争论其实是让大家度过情绪期，不纠缠在过去的问题上”。他相信他的一些初看刺激人的言论，5年之后会成为社会共识。

这20年来，甘阳的立场几经波折，然而正如他所说，关切的问题却一以贯之。如模拟英国思想家伯林的著名比喻，我们或者可以说，甘阳给出答案时是多变的“狐狸”，提出问题时却是专注的“刺猬”。无论1980年代在大陆，1990年代在美国，还是最近10年在香港，萦绕他心头的，总是这样的“天问”：

如何理解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中国文明的自我期许是什么？

在他看来，理解西方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基本功。100多年来急切变化的中国社会总是根据对西方的理解衡量中国，对西方看法的改变必影响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他觉得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远远不足，所以始终不忘提醒要“重新阅读西方”，对中国和西方反复看。

深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化事件中，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又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复”引致诸多诟病。但我猜想，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或许他既欣然于问题一贯，也满足于观点无定。在散文集《将错就错》里，甘阳几次提到梁启超，说“唯有梁启超天性最为敏感，无法安定于任何一种成说”。恐怕，他是心有戚戚焉。

其实，甘阳是否忠诚于自己一时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终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他的论点未必无疑，论据未必可靠，推论未必谨严。但有些人的使命是“把事情说得艰难些”。他是否提出了真问题？平等是否我们向往的价值？文化是否我们内心的追寻？精神世界是否该被市场逻辑轻易占领？多年后有些问题可能不再使人焦虑，但我们不该忘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