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影响我的六本书

李新宇。（作者供图/图）

一、罗素《西方哲学史》

1981年的冬天，我从老朋友宋兴国的家里拿到一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册出版于1963年（李约瑟、何兆武译），下册出版于1976年（马元德译），书已经被翻得很旧，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

对我来说，这部书只是一部工具书，属于入门指南之类。不过，它是经过挑选的。我翻过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却没有读完就放下了，正如他的《小逻辑》在我的床头放了半年而没有读完一样，他的思维和语言不适合我。罗素同样是在写哲学史，却使我觉得很轻松，容易走近。尤其是他行文的风度，那种收放自如、举重若轻，把一个个大思想家把玩于股掌之间的那份自信，使我十分佩服。

不过，我认真读的只是下卷，上卷两天就看完了，未做笔记。今天已经想不起是为什么，希腊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应该都很有意思，却没有吸引我。吸引我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从洛克、休谟到康德的那一群人。这部书对我的意义，其实不过是一张地形图，让我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观的景点。我不喜欢单纯的哲学，正如我不喜欢纯文学。“文学浅，哲学空，史学死”，这说法让文史哲专家都不满，但我却觉得是真话。那么，三者结合，可能是一种较好的状态。学科何必分得那么细呢？而且，无论面对一个作家，还是面对一个学者，我都喜欢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看到他思想成果的全部。而在这一点上，罗素的书虽然称作“哲学史”，谈论的却不只是哲学问题，因而比较对我口味。所以直到现在，我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开的书目，都有这部书。

正是由于罗素这部书，我开始购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最先购买的，是休谟的《人性论》（关文运译，1980年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1980年版）和《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1981年版）。我现在有个毛病，借来的书一定抓紧看，买来的书却常常不看。因为借来的书是要还的，所以必需抓紧读完；买来的书放在那里，似乎已经拥有，可以随时查阅，所以并不急于阅读。这一放，就可能永远不读了。但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毛病，所以书籍买来就读，而且做笔记，阅读时的感想也及时写下来，而不是像现在只是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一个提示性的小标题。

二、休谟《人性论》

我是从来不相信“开卷有益”的，因为开卷也常常有害，而且常常后悔为它浪费时间。有些书读完后的感觉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有种被欺骗和被绑架的感觉。因为只要开了头，往往是放不下的，但在看完之后，却觉得实在不值一看。有些书却完全不同，随便翻开一页，都会让人眼睛发亮，心中豁然开朗。

（资料图/图）

比如我购买的第一部汉译名著《人性论》，要从整体上说，也很一般，问题的探讨平平无奇，见解也没多少惊人之处。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浅显的论述却常常让你会心一笑，不时产生一些自己的朦胧认知得到印证的愉悦。作者研究的是人性，却只从知性、情感、道德三大层面展开。面对知性，着重讨论的是观念的起源，首先谈论的是知觉、印象与观念，接下来讨论记忆与想象、空间与时间、知识和推断。论情感则从骄傲与谦卑开始，谈论人为什么骄傲，又为什么谦卑。什么是骄傲的资本？从长得漂亮、力气大，一直讲到权势和财富，但对权势和财富的看法显然并不像我这种从小受阶级论浸染的人一样抱有偏见。论述完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