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不做改革中的牺牲者

柳传志（谢子龙/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年过七旬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目前深耕投资，是为数不多仍在商界驰骋的一位。2018年5月，因为一场5G编码的投票风波，联想被拿来和华为作比较，再次引发关于“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之争的大讨论。

柳传志于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没过两年便被下放农场劳动，70年代重回中科院，直到1984年创立联想，柳传志已年逾四十。方才过去的2018年12月，柳传志荣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

联想的崛起，无疑是中国计算机和科技企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掌舵者，柳传志对改革开放的深刻理解和推崇传播，也始终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企业家。

近日，柳传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回顾了联想创立至今，那些关键的抉择是如何做出的。

200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创业初期的教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一院两制”，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基础研究；另外一部分出来办企业，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不惑之年的柳传志选择下海，于1984年用中科院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创立联想。初期联想专注于计算机领域，主营代理分销业务，并研发出了自己的微机品牌，在国内微机市场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南方周末：创办联想的时候，你已是不惑之年，怎么会想到去创业？

柳传志：我的四十多岁就相当于现在年轻人的二十多岁，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机会做事。以前单位开会成天就是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后来做实验，科研成果也变不成批量产品，心里总觉得憋得慌。恰逢国家改革开放，当时并没有要“让联想成为世界第一”这类特别高尚的理由，只是想发掘自己的人生价值。

南方周末：联想当初面临的是怎样一种营商环境？

柳传志：80年代初，国家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法规都是按计划体制去制定的。但是我们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难免就会发生碰撞和摩擦，这是联想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难处。

举两个例子，我们以前生产过一个产品叫联想式汉卡。汉卡一开始被北京海淀区物价局罚款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额数字。当时物价局的定价规则，是按硬件成本（比如板子、元器件等）加上人工费用、水电这些，价格再提升20%，这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大利润，超过这个数额就要罚款。

但是这其中并没有把人的智慧与投入计算在内。虽然我们认为物价局做得不对，但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全地活下来、在改革中继续前进，我没有听从一些年轻同事的意见召开记者发布会，而是选择妥协、反复沟通，最终被罚了40万。事后没过几年，物价局这个单位也消失了，说明制度改革了，但有些企业成了改革中的牺牲者。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在深圳设立的一个小作坊。因为受到深圳海关的不公正待遇，我们告到了海关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