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彩诗人的背影——怀王攀元先生

2001年，王攀元与余光中。（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7日《南方周末》）

家门口前的忘年画缘

人与人的缘分，一旦开始，机遇便会接踵而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雄狮画廊邀王攀元先生举办首次水墨个展在师大上完研究所的课，我赶到开幕酒会现场，已近下午五点，挥笔签名完毕，但见贺客已皆散去，展场中央木制长凳的尽头，背对我，坐着一位灰衣老者，正在低头沉思。这一定是王老了，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一番，顺势坐了下来，正准备对挂四周的画作，击节赞叹，恭维恭喜。不料他却单刀直入，好像要把憋一整天的话，痛快一吐：“我看你的画，是溥心畬加齐白石加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没错吧！我决定拿水墨到台北来露露，就是受了你的刺激！”

十一月的台湾北部，已进入秋凉，身穿黑上衣黑长裤金黄夹克的我，闻言浑身一热，好像忽然又回盛夏游泳池畔，面对游泳教练，全身光溜溜的，只剩下一条雷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四角泳裤。那年王老七十八岁，我三十九。

近代中国油彩画家甚多，我能够读得懂又深深被吸引的，没有几个。常玉（1901-1966）的油画，是我绘画启蒙师之一。一九六○年代，念高中的我，在台北南海学园历史博物馆，初见常玉画展，惊为天人，从此再也不敢小觑中国油彩画。常玉之后，能打动我的油彩画家，除了霍刚先生（1932-），便是攀公先生。

《孤独者》水墨1942年（王攀元/图）

我初识王老大名，是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雄狮画廊。时间是他水墨个展前的一个五月天，我刚获“雄狮美术双年展”首届墨彩画大奖，王老远从宜兰专程赶来看画，留下签名与鼓励的话，不巧，我没在会场，无缘拜见。宜兰距台北虽近，然因海拔3886米高的雪山山脉阻隔，必须一大早搭火车或汽车，经过曲折壮丽的北海岸，七拐八弯的绕行，花上近四个钟头的时间，才能来台北一趟。如此难得的机缘，居然被我生生错过，实在令人懊恼。

不料半年后，我们终究还是在雄狮画廊见了面。“见到要见的人，讲了要讲的话，”王老低头看了看手表，“我要赶火车回宜兰，就不一晚餐了！”我望着他灰黑的背影，钻进红色的出租车，朝着巨大的落日，飞驰而去，消逝在高楼电线纵横的街头，在台北华灯初上的时候。

我俩不见则已，一见就一连串不断见面。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王老应历史博物馆之邀，举办首次大型油彩个展。展场中，王老不但为我详细导览画作，讲述绘画心路历程，同时也对拙作诗画，多方溢美奖掖，大有收我为弟子之意。

战乱流离的传奇经历

王老生于苏北徐家洪，是富商“王牌坊”家的长房二少爷，父亲精于诗画音律，母亲喜好吟诗填词，家中壁上所挂，多为四王、八大、八怪的条幅横批，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喜好涂鸦。不过，他早岁多难，一直在生存边缘挣扎：五岁不幸失怙，家计转艰；十六岁遭匪绑票，侥幸得活；十七岁失恃，叔婶见弃；十八岁得家中佃农仆人联合长年襄助，方得入淮安中学继续就学；二十一岁升高中时，得美术老师吴茀芝（1900-1977）赏识提携。二十四岁，他努力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然志趣不合，进退两难，巧逢吴老师受聘入上海美专任教，遂得以半工半读方式转学美专，随甫自巴黎返国的才子画家张弦（1893-1936）习素描、油画；又得缘向刘海粟、潘玉良、王济远、潘